| 憲政(研)095-033號 |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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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競爭力與大陸國有中小企業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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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法制組政策委員 詹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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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國家競爭力之定義及內涵
自1990年哈佛大學企管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 之「國家競爭力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Porter，1990)一書問[user1]世，「國家競爭力」就成為學術界一項跨科際之研究議題。舉凡政治、經濟、行政及企業管理等學科領域，莫不關注此一研究定向的延續發展。事實上，早在美國雷根政府「產業競爭力委員會」(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成立，政府實務界即已開始注意產業競爭力與國家發展之關係。只是此時，學術界對於一國之產業及企業，與國家及政府關係之研究，尚未能建立一套凝聚共識的理論架構--雖然當時有所謂「企業與政府」或「企業政策」等科目的存在。而Michael Porter 的提出的「國家競爭力」構念，實有助於嚐試建構學術與實務界，以及學術界本身科際間之討論共識。
一、國家競爭力定義
針對「國家競爭力」的內容及定義, WEF 所提出之定義為:一個國家達到永續經濟成長及高國民平均所得目標的總體能力(WEF,1996)。在這個定義中,所強調的是國家目標在追求一項穩定而持續之經濟成長率。當然,為達到此一目標,政府必須蘊釀一項永續經營的政經系絡,而企業及私部門亦應展現優勢之經營及市場策略,並且擔負企業社會責任,如此相輔相成,方有國家競爭力可言。
IMD對國家競爭力所作之定義,較為詳細而精緻。IMD之國家競爭力界定為(IMD,1996)﹕一個國家創造資源附加價值,並增進全體國民財富的實力。此實力包括三組之項要素—(1)資產物(asset)與過程(process),(2)內引性(attractiveness)與外張性(aggressiveness),(3)全球性 (globality)及地區性(proximity)。國家將此三項要素給予政策定位,並應用於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中。該定義中之資源指涉的是國家創造國民財富之資源。而如何運用資源,以創造財富的規範機制,即是過程。內引性是國家有利於國內外投資生產的政經環境。而外張性則是國家應用國際經濟市場環境的因素,例如對外投資,及出口貿易策略。而全球性與地性,則代表產業之跨國發展策略面向定位。
Michael Porter 在其「國家競爭力優勢」一書中,則強調國家競爭力之高低,取決於國內企業經營環境之良窳。Porter 將國家競爭力定義為:國家為其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成長環境,進而使該國企業具備競爭優勢,產業亦擁有國際競爭力之能力。一個國家特定產業具備有國際競爭力,並不表示這個國家具備有國際競爭力,但一個國有卓越之國家競爭力,則表示,該國多項主要的產業具備有競爭力優勢(林向愷,1997)。
按哈佛大學Sachs 教授所言,國家與國家間之競爭,並非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而是一種正和遊戲(positive –sum game )。所以國家競爭力指標之建立,在使各國瞭解在其國家系絡中,何種制度及經濟政策是有利於經濟成長,使各國朝向高成長目標邁進。而所謂正和遊戲的賽局,表現各追求自身之國家目標時,由於(1)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及同業競爭(2)需求條件,(3)生產因素,(4)相關支援產業的互動,而生產出互補非互斥的經濟活動,此種經濟活動,在國家競爭力的指導下,有利於各國的永續成長及發展。例如有些國家營造國內市場之「內引力」以創造有利於吸引外資的環境(愛爾蘭、泰國、墨西哥)。而有國家則以增強出口,對外投資等外張性發展策略,以增強國際競爭(日本)。而美國則屬於兩者兼顧(薛立敏,1997)。是故,瞭解本國競爭力,促進經濟成長,並不排斥他國的競爭力成長,其關係是相輔而互利的。
其次,在國家競力概念中,並要注意「資源」與「過程機制」的關係。某些國家擁有豐富的資產,如土地、人口、自然資源,然而競爭力並未具備優勢。而如日本、新加坡等國,由於轉化資產至競爭力的能力「過程機制」具有優勢,在資源匱乏情況下,仍具有強大之國家競爭力。
因此,國家競爭力是一個指涉「國家政府政策能力與企業實力結合,共同創造優勢發展系絡，以達經濟永續成長系絡的能力。」
二､國家競爭力指標內容
IMD國家競爭力指標分為八大項及224分項，其內容如下﹕
1.政府職能—中央政府國內外債務水準，政府干預市場程度，政府效率及決策過程透明度，財政政策及經濟穩定度。
2.國內經濟—生產附加價值(GDP及平均所得)､資本形成､民間消費､生活成本､經濟活動(工業生產與務業成長)，經濟預測。
3.人力素質及生活—工作機會､技術勞工就業機會､就業人數､失業率､教育素質､公共教育預算支出。
4.科技實力—研發支出､科技研究､專利權及科技管理。
5.企業管理—企業生產力､公司經營及社會責任､企業家精神､企業誠信､勞資爭議及勞資關係。
6.金融實力—資金成本及投資報酬，融資便利程度，股票市場規模與健全程度。
7.國際化程度—貿易績效，商品與勞務進出口､貿易保護程度､外人直接投資及文化開放程度。
8.基礎建設—能源消耗與使用效率，廢水處理普及程度及都市化程度。
而WEF亦是以八大要素來測量國家競爭力,分別為﹕(1)政府職能(2)國內司法政治體制(civil institution )(3)勞動市場之競爭程度(4)科技實力(5)企業管理之品質(6)財務金融(7)貿易與金融開放程度(openness)(8)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 (WEF，1997)。
三､IMD/WEF指標比較
IMD及WEF兩項指標，其各別之八大類選項，其中七項指涉類似(雖細部內容未必全然在運作化過程相同) 。僅IMD之國內經濟(domestic economy)與WEF之國內政治/司法體不同。WEF不包括「國內經濟」，按Sachs所言，經濟成長實力，就國家競爭力調查目的言，國內經濟表現，應是「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而「國家競爭力」是「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 ) 以用來解釋經濟成長。然而IMD則認為「國內經濟」是國家競爭力表現之結果，但也是促進競爭力提昇之原因。
其次，IMD認為經濟體規模大小，影響競爭力。而WEF則認為經濟體大小不影響排名。因此，由於基本觀念差異，故美國在IMD之評比排名為第一位，而在WEF則僅為第四位。
第三，自1996年WEF與IMD分別發佈報告後，主要原因是WEF較能根據近期新的經濟成長理論，修正及立測指標。而IMD牽就報告評比與歷史之一致性，故指標內容變動幅度較小(每年7%以下)。
最後，IMD採用資料，有2/3是統計報告資料，而WEF則有3/4之調查資料(survey data) 。因此，在資料採用之結果亦有不同。例如IMD之統計資料較為可靠，然而為考慮各國資料有無，則資料使用有削足試履現象。另外，IMD包含有生活品質指標，如醫療水準，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然WEF則未納入。事實上，生活水準對於發展中國家之經濟成長率恐有相當影響力，雖然對已開發國家生活品質的評量，已均達到未有太大差異的情況(薛立敏，1997)。
四､報告評比方法
IMD與WEF均將指標分數標準化，其後再配以不同權數，予以統計計算。IMD之八大項及224分項﹐統計數據資料約佔(2/3)，而問卷調查資料佔(1/3)，其調查46個國家。在225項指標間統計資料之權重為1，而問卷調查資料則為0.89。問卷對象為全球2515位企業管理人員。由於未有大類(項)指標權重，因此各類相對重要性，則依分項多少，而影響大項之相對重要性。例如人力資源為42項，政府及國際化則均為34項，基礎建設28項，國內經濟27項，企業管理25項，而金融及科技實力則為17項。IMD每隔3-4年會對國際企業界調查修正指標內容。
WEF報告指標中，由於認定每大項指標資料之信度不同，因此在每大項中，給予統計資料，與調查資料之權重均不同。如開放度､政府職能､財務金融､及勞動力市場四項之統計資料權重為3/4，而問卷資料則為1/4。但基礎建設與科技實力則分別是統計資料1/4權重，問卷調查資料為3/4。而管理品質及司法/政治體制則均為問卷調查資料，權重為1。而在八大項目上，WEF給予不同之大項權重﹕開放程度16.67，金融實力16.67，基礎建設11.11，科技實力11.11，管理實力5.55，勞動人力16.67，而司法/政治體制5.55。
貳 政府職能與國家競爭力評比
Porter在「國家競爭力優勢」中，提出了所謂菱形理論---決定國家經濟優勢的鑽石體系( Porter，1990)。在鑽石體系中，分別呈列了「基本因素」及「附加因素」的競爭力影響變數。「基本因素」包括(一)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知識資源､資本資源､基礎建設。(二)需求條件--本國市場對某項產業，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之需求為何。(三)相關產業與支援產業之表現--產業的相關產業及上游產業是否具備國際競爭力，(四)企業策略､結構及競爭對手--企業之基礎､組織及管理形態，以及國內競爭對手之表現。
而「附加因素」包括(一)機會與政府。所謂「機會」之可能情況有(1)基礎科技之發明創新(2)傳統技術出現斷層(3)生產成本突然提高(能源危機)(4)全球金融市場變化(金融風暴)(5)全球或區域市場需求劇增，(6)外國政府重大政策變遷，(7)戰爭。 引發機會的事件，對於產業競爭力有絕對之影響，因為「機會」可打破原有市場狀態，提供全新的競爭空間。
而在「附加條件」的一項要素則是「政府」。政府的角色會影響到前述的各項條件。而相對的，政府也受到競爭力中其他關鍵要素之影響。因此「政府」在競爭力中之關係，可能是國家競爭力之助力，但亦有可能是障礙。政府的角色為正向或負向，要視其對鑽石體系之影響，而非絕對。政府政策之影響自然可以是相當可觀，但也有其限制。若產業沒有其他關鍵要素搭配，則政策職能的優勢，亦只是枉然。當然政府職能不彰，效率落後，更會來整體國家競爭力之衰退。
一､IMD之政府職指標
IMD以政府能否提昇國家競爭力,來界定政府效率。據此,政府與企業之關係應(1)盡量減少對商業活動之干預(2)提供企業穩定之經營環境,減少外在經營風險(3)調整經濟政策,因應國際環境變遷。在此原則下,IMD政府效率指標為﹕
(1)國家債務
(2)政府支出
(3)財政政策
(4)政府能力
(5)政府介入
(6)司法與安全
有關於IMD之六項政府職能之分項及31項細項指標,詳列如表四(IMD,1997)。
表一 IMD政職能分項及細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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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政府債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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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政府國內債務佔GDP之比例 2.中央政府國外債務佔GDP之比例 3.中央政府預算結餘占GDP之比例 4.外匯存底 5.過去5年政府財政管理改善 二､政府支出 6.政府雇用人數佔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7.中央政府支出占GDP之比例 三､財政政策 8.直接稅與間接稅占GDP之比例 9.對利潤､所得､資本利得課個人所得稅收占GDP之比例 10.逃稅情況 11.個人稅賦制度合理性 12.資本與財產稅占GDP比例 13.產品與服務課說占GDP比例 14.雇主社會安全提撥金額占GDP比例 15.企業稅制能鼓勱企業活動 四､政府效率 16.政府調整政策及法律架構以支持經濟競爭力之能力 17.國會立法活動 18.政府之透明 19.地方政府決策是自主於中央政府外 20.政治制度適當性 21.官僚體制不會阻礙經濟挑戰 22.海關管理不會阻礙產品有效輸送 23.貪污/賄絡情況 五､政府介入 24.政府控制產品產值占GNP之比例 25.產品可信度的制度適合於保消費者,但不會予產品不必要限制 26.政府對政府企業及私人企業補貼,佔GDP之比例 27.現行環保法令不會對企業行為產生負效果 28.勞工法令有足夠彈性 29.競爭法可以預防不公平競爭 六､司法與安全 30.社會大眾對司法公正有信心 31.社會大眾對人身及財產有信心 |
其中「國家債務」指標,由四細項統計指標及一細項之調查問卷指標所構成。IMD認為,一個國家債務與競爭力成反比。故「內債」､「外債」及「預算結餘」佔GDP愈低,外匯存底愈高,或財政管理愈改善,則政府效率愈佳。
至於政府支出愈高,IMD以為若政府規模愈大,愈不利於沍濟成長。事實上,若考慮政府經常性支出與資本支出之差異,則後者是有利於政府資本之形成,有利於經濟成長。故此項應專指政府的經常性支出。「政府雇用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指的是政府對勞動市場干預的程度。
財政政策方面,IMD採用五項統計指標及三項調查指標。「直接稅與間接稅」､「個人所得稅」､「資本與財產稅」､「產品與服務得稅」､「雇主社會安全提撥金」,此五項佔GNP愈低,則表示政府效率愈高。而三項「逃稅」､「稅制」及「企業稅」則是透過問卷,調查課稅(稅收占GDP)與政府效率之關係。
IMD之政府能力分項,共由九項問卷調查所建立。「政府透明度」､「官僚體系」「政策能力」､「法律」､「國會」「地方政府」､「政治制度適應力」､「海關」､「貪污」等均是測量非經濟因素與政府效率之關係。不過亦可發現基於分權(decentralization)之理念,「地方政府決策獨立於中央政府外」被視為絕對價值,然此項是否因國情而有異,值得再考量。
「政府介入」細項,IMD則是由二項統計指標與四項調查指標所建立,包括「競爭法」､「政府控制」､「產品可信度」､「政府補貼」､「環保法令」及「勞工法令」對競爭力之影響。
最後「司法與安全」兩項指標由調查指標所建立。包括「人民對司法之公信力」及「人身財產保護之信心」。
二､WEF之政府職能指標
WEF在各國政府效率之評比,按下列五項原則進行。WEF認為(1)政府規模小,(2)對經濟活動干預少,(3)財政狀況好,(4)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少,(5)政府提供企業穩定經營環境。因此,政府效率指標透過下列六細項運作化﹕
(一)政府干預程度
(二)政府能力
(三)租稅負擔與逃稅
(四)政府規模
(五)財政管理
(六)稅率
除上上述六項指標直接衡量政府效率外,WEF亦將法規制度對經濟成長影響,視之為政府效率評比項目。WEF用以衡量法規制度之效率指標為﹕
(一)市場競爭性
(二)法律制度品質
(三)組織犯罪的預防與清
WEF有關於政府效率之評估,如前述兩大部份,其為九個分項及27個細項,表二所表示。
表二 WEF政府職能細項及分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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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官僚體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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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干預程度 1.政府管制並未造成企業競爭力負擔 2.政府儘量降低對私人企業干預 3.資深企業經理人用於處理官僚事務時間少於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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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能力 4.政府人事能力高於私人企業 5.政府對企業之補貼,集中於有發展潛力者 6.政府經濟政策公正而透明 7.政府管制是精確而落實 8.行政中立不受政治壓力之影響 9.政府支出用於提供私部門市場未提供之必須品及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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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稅負擔與逃稅 10.租稅制度可強化企業競爭力 11.逃稅情況不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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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規模 12。政府支出佔GDP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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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政管理 13.政府儲蓄佔GDP比例 14.中央政府預算結餘佔GDP之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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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稅率 15.企業稅平均稅率 16.加值營業稅率 17.個人所得稅率 18.支付社會安全的薪資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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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法規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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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市場競爭性 19市場由少數企業控制情況並不普遍 20。反托拉斯及反獨占政策有效鼓勵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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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律制度的品質 21.財產被沒收或國有化之風險低 22.法律制度能有效執行商業契約 23.政府簽定契約,很少因預算被刪,執政者更換或政策優先順序更動而改變 24.政府背信,私人企業,可以向獨立公正的法院提起告訴 25.新執政者尊重前任執政者所承諾之責任及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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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組識犯罪之預防及消除 26.警力可有效保障個人安全 27.組織犯罪未明顯增加企業成本 |
WEF之政府職能指標，第一項政府干預程度，指干預愈少愈有利於經濟成長。本分項是由三項調查問卷指標所構成。
政府能力部分，則藉由六項調查問卷指標所建立。除了「補貼政策」､「人事管理」､「經濟政府」､「法令管制」及「行政中立」以外，「政府支出主要用於提供私部門市場未提供之必須物品及服務」的分項，在瞭政府是否與民爭利，而其支出(提供財貨及服務)與市場能提供者重疊。
「租稅負擔及逃稅」則是由兩項調查問卷指標建立，分別調查該國租稅政策之結果，是否形成「強化競爭力」，而不會「有逃稅情況之嚴重」。
「政府支出佔GDP的比例」，比例愈高表示政府規模愈大，愈不利於未來經濟成長。但此處誠如IMD之指標，應專指經常門之支出。
在「財政管理」方面， WEF採用兩項統計指標。「政府儲蓄」及「中央政府預算結餘」，此兩項愈高，則表示財政管理愈佳。然而「政府儲蓄」和「政府預算結餘」是相關之兩項變數，事實上反映類似的資料。
四項統計指標「企業稅平均稅率」､「加值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率」，共同運作化「稅率」之分項。WEF之基本假設是稅率愈高，則愈不利經濟成長，是一種政策干預變項之概念。但此項確實與「財政管理」所含之「政府稅收」､「預算結餘」､「儲蓄」等財政概念相抵觸，其與政府效率關係是負相關。
第二部份「法規制度」共由兩項問卷調查指標所構成，即「獨占企業」與「反托拉斯」之情況。WEF認為市場競爭性愈高，愈有利於經濟成長。因此法規制度應有效保障市場之競爭機制。
法律制度的品質，則是由五項調查問卷指標所形成，分別為「財產沒收/國有化風險」､「法律執行力」､「政府契約之變動」､「政府背信之司法補救」､「政策延續/更替」。此五項指標反映企業經營環境之穩定性。
最後組織犯罪的預防及消除，由三項問卷指標「警力」及「犯罪/企業成本」建立。威脅程度小，企業投資意願愈高，愈有利於經濟成長。
參 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環境
一九九七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的「五二九講話」中，明確地指出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綱領：(1)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2)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3)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4)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
針對江澤民總書記之「五二九講話」，中共新華社亦報導「經濟日報」之「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文呼應，並指出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突破，基於「思想必須進一步解放；理論必須有新發展；而改革實踐必須敢於攻堅。」是故，在思想進一步解放的重點在於(1)強調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改革的成果和實踐經驗，要用社會主義初階論的基本國情來統一認識。而在改革理論的新發展，則要正確認識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性質，及正確認識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問題。而改革關鍵則是在改革進展明顯停滯與落後的領域取得突破，且敢打硬碰硬的『攻堅戰』(Daily，1997)。
綜合上述政策目標，中共當前必須面對的改革重點工作有：
1.國有企業改革
2.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
3.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
4.要素市場建設和要素價格改革
5.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而上述五項改革，又以國有企業改革，為影響當前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首項關鍵。
一、大陸國有企業改革背景
就中共的經濟體制言，所有制結構的主體一直是公有制。公有制指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共同擁有財產所有權的制度。而其基本類型包括全民所有制(國有制)及集體所有制。而非公有經濟制，則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制等。1978年前，政策對於非公有經濟是採取改造或取締，而至1981年6月，中共黨的十一屆之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經濟之基本形式，而一定範圍內勞動者之個體經濟是公有經濟的必要補充。」這種經濟政策確立，在1982年12月中共人大所通過之憲法中，更明確承認城鄉個體經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合法地位。
中共改革開放後，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在八○末期，已達到1,500萬戶左右，這些企業包括鄉鎮、外資及個體企業(尚未包括無照個體戶及農村個體經濟企業)。此種政策發展，亦導引了國有經濟比重之下降。1978年大陸國有經濟占56%，集體所有制占43%，其他經濟占1%。但至1993年國有經濟占42.7%，集體所有制占44.8%，其他經濟成分占12.3%(中國統計局，1994)。按此發展至2010年前，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將各佔經濟比重中之37%及39%，而非公有經濟成份則將成長至30%。
上述的發展趨勢，已明顯可觀察到中共當前國有企業，所面臨自非公有企業之競爭壓力。這些競爭包括(1)產品銷售市場(2)生產原料(3)熟練工人及技術人才(4)資金(5)新技術及新的投資方向。
大陸自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可區分為三個階投；(1)初步改革階投，(2)84年城市經改階段，(3)深化企業改革階段。
(一)初步改革階段
自1978年之「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4年之十二屆三中全會，是初步改革階段，主要針對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政企不分及經營效益低落進行改革。
(1)1979年~80年間之「擴權試點」—對企業實行放權讓利的改革，1979年中共國務院，公佈「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是此一時期重要文件。其間重要策略為(1)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2)實行利潤留成(3)開徵固定資產稅，(4)提高折舊率，及(5)改進折舊使用費辦法(6)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辦法。
(2)1981~82年試行「經濟責任制」—以「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在城市實施「工業經濟責任制」，其主要策略試行「工業企業利潤包幹辦法」，使企業完成包幹任務後，超收利潤絕大部分歸企業所有。因此，企業之責、權、利相互銜接、契合，以刺激企業與職工之積極性。
(3)1983~85年之「利改稅」—利改稅在穩定國家與企業之利潤分配關係，排除利潤上繳制度之弊端。利改稅分1983年1月及1984年10月兩步實施。利改稅第一步即實施「稅利並存」制。在企業實現利潤中，先徵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稅和地方稅，然後對稅後利潤採取各種形式之分配(包括遞增包幹、調節稅、基數利潤、定額包幹等)。而自1984年10月10日起，則正式實施以稅代利，稅後利潤全數歸企業安排。
經過這一階段的初步改革後，企業內外部條件，發生劇烈變革。於是1984~1990年進行了第二階段之改革。
(二)第二階段之城市經改階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佈《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此公報針對大陸城市經濟改革而來，主要在建立(1)社會主義商品經濟(2)政企分離(3)多樣式之經濟責任制，並試行(4)廠長負責制，使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
(1)1986~87年之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86年中共國務院發表《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在企業內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包括「股份制」、「租賃制」、「承包經營」及「資產經營責任制」。
(2)1988~90年發佈《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及工業企業法。前者在解決全民所有制政企分開和所有權與經營分離問題。而後者則在確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及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3)1990~91年十年規劃與八五計劃—明定企業能從多方籌措資金，是實現企業所有權及經營權分離理想形式。1991年5月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議公報中，提出八項方案提振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活力：(1)堅持「承包經營責任制」(2)堅持貫徹企業法(3)健全貫徹內部領導體制(4)積極推動勞動工資制度改革，(5)投入國際市場，加速技術進步，(5)堅持從嚴治廠，(7)加強企業內部各項管理制度與領導工作，(8)做好企業經營機制之轉換工作。
(三)第三階段國營企業之深化改革
1992年5月間，中共國務院批發「關於股份制企業試點工作座談會情況的報告」，具體提出對「企業股份制」之大膽試驗。其工作指導思想為「淺試、不求多、好、不能亂」。事實上，在1992年之前，紅旗雜誌上劉光第的一篇文章，曾清晰的討論了國企業實行股份制的可行性(劉光第，1988)。劉光第認為凡是企業總類(1)特大的關係國計民生(鐵路、郵電、中央銀行)、公益性企業(城市公共交通、水電供應)、壟斷性企業(冶金)、政策性企業(銀行、文化書店、藥店)等均不宜實施股份制。而唯有一般性經營企業(輕工、紡織、營利性銀行)為可實行股份制。
肆 國有企業發展之困境
大陸現存國有企業30萬，生產性總資產約3萬億人民幣，平均每戶資產約1,000萬元。規模並不算大，故無規模效益可言。大慶每年有50億銷售收入，但為全世界排名五百大之末。而國有企業之經營虧損，資產流失，及支柱作用正在削弱。目前國有企業明虧占45%。暗虧30%，近年來虧損快速增加，淨盈利逐年減少。虧損額占盈利總額比重直上升。1985年儘4.2%，而1995年則上升到43.9%。近年仍在上升之中。另外據統計，要將30萬個國有企業救活，至少要投入2~2.5萬億元，其中包括清理不良債務6,000億元，補充不足資本金1.8萬億，安置富餘人員，及補足社會保障欠帳(楊時旺，1998)。
伍 國有中小企業改革
國有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多數是地(市)縣屬企業，由於國有中小企業畫經濟體制的影響較輕，資產額不大，工人數較少，改革措施較為容易。而在近年的經濟改革之中，最具具體形式有下列十項：
一、聯合。通過多種形式的聯合，組建企業集團，實現優勢互補，形成規模經濟。從形式下看，既可以是小企業參加大的企業集團，也可以是地方小企業的橫向聯合，組建新的集團。
二、租賃。租賃的資產可以是企業的全部固定資產。也可以是部分固定資產，企業在租賃的基礎上由承租者自主經營。
三、兼併。由優勢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對國有小企業進行兼併，或者採取整體無償劃轉的形式使其成為國有大企業的一部分。透過優勢企業兼并困難企業，實現資產重組，既可以搞活困難企業的存量資產，壯大優勢企業的實力，又可以緩解職工安置的困難和壓力。
四、股份合作制。通過把企業淨資產的全部或大部售予本企業職工，實現全體職工出資入股，把原企業改造為企業內部職工全員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業。
五、公司制改造。對於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有償轉讓部分國有資產存量或增加非國有資產，改制為規範的多個投資主體參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六、引資嫁接。擴大對外發放，把企業的部分產權出售給外商引進外資，把企業改制為多種形式的合資企業。
七、劃小核算單位，實行一廠多制
八、發展第三產業。對有地域優勢、適合發展第三產業的企業，實行「退二進三」等形式，將企業易地重組，利用級差地租的收入發展第三產業。
九、承包。通過招標的辦法產生承包者，對承包者要求有一定的財產做抵押。
十、破產重組。對長期虧損、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企業，依法實施破產。(張泰，1997)
陸 結語
然而，當前深化國有中小企業改革，亦出現下列值得討論的觀念：
一、認為「放小」就是搞私有化
有些人認為有小改革，特別是涉及產權變動的改革措施，會動搖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有些人片面地提出國有小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非國有化，甚至是私有化。然而「放小」絕不意味著把國有小企業統統放成私營企業。小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經營者素質等的差別也很大，相應地，改革的形式也必然是多樣的，不能強求一律。其中有些改革措施涉及產權變動，有些不涉及產權變動。從實際情況看，改制後的原國有小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初步出現多樣化的特徵。但絕大多數只是改變了經營方式。雖然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之間的情況有所差別，但從全局來看，仍然是以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公有制經濟形式占主體地位。
二、認為「放小」就是賣了
有些地方對「放小」存在片面的、簡單化的理解，把「放小」變成了放任、放手，甚至採取「一刀切」的方法，把「賣」作為小企業轉制的主要方法，不考慮企業的具體情況，統統賣給個人。有的口號多、設想多，開始時熱情高、決心大，但到困難又左顧右盼，不敢大膽實踐。
因此我們指導和推進國有小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必須強調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採取多種形式進行。有的要扶持壯大，有的要調整產權結構，有的要改變經營形式，放與管要有有機結合，放與扶也要有機結合。
三、認為加快改革必須壓任務、給指標
有些地方的國有小企業改革重形式不重內容，忽視紮紮實實的工作，把注意力放在總結和提出多少種改革的形式和模式上。有些地方甚至下達行政指令要求在多少時間內完成多少中小企業的改革。比如有的地區提出要一、兩年內全部完成地區的中小企業改革。這種盲目草率、做表面文章的做法，在工作中就是僅僅把工廠換成公司的牌子，而不在轉換經營機制、調整結構、開拓市場、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上下功夫。這樣的改革就難以收到實效。目前國有小企業改革表面上熱熱鬧鬧，據有關部門統計，到1996年末，已經完成了50%，但不少改制後的企業，面貌沒有明顯增強，效益沒有顯著改善，原因就在這裏。
四、認為出售和轉讓國有中小企業是國有資產流失
產權主體的變動、企業資產的流動和重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普遍存在的現象。國有小企業改革中也不可避免。出售或轉讓國有企業，只是使國有資產的存在形態發生變化，由實物形態轉變為管理／經營形態，數量並沒有發生變化(張泰，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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