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研)090-016號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二日

July 2, 2001

後冷戰時期美國面臨的難題

 

內政組召集人 關 中

(一) 聯盟政治的質變

美國在冷戰期間以聯盟體系推動其外交政策,其中最有成效者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蘇聯解體後,北約已失去其目標,一個沒有敵人的聯盟還能維持下去嗎?有人說不如改成俱樂部算了。美國還與若干國家維持雙邊的聯盟關係,在亞洲如與日本,南韓,菲律賓等,過去主要的目標為中共,但美國一再倡言要與中共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在此種“敵友不分”的情況下,這些聯盟還有其可信性嗎?

事實上,從冷戰到今日的美國聯盟政策,基本上是美國控制其他國家的工具,由其他國家提供基地,由美國提供武器或人員來形成互利的關係。這種聯盟從來不是平等的,一切都要聽從美國的決定。以越戰為例,美國說派軍就派軍(吳廷琰反對),美國說升高就升高,美國說談判就談判,美國說放棄就放棄,請問越南政府有無任何選擇?

核子時代的聯盟,在本質上就不可信,如聯盟不生效,深怕會導致孤立無援。但如聯盟太有效,又怕被拖進一場不想打的戰爭。這就是美國和其聯盟國家長期糾纏不清關係的來源。

美國自威爾遜總統以來,一直以“集體安全”作為介入國際事務的依據,認為一個地方的侵略不能阻止,就會威脅全世界的民主;但事實剛好相反,因為和平是可以分割的,否則任何區域性的衝突早就觸發世界大戰了。

美國最後終將從歐洲撤退,因為歐洲的責任不是美國永遠承擔的,一年約一千億美元的維持經費也不是美國人民願意支付的。美國必須了解,美國在歐洲有利益,對歐洲也有幫助,但某種情況下,也會有衝突。

(二) 干涉主義的限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迄今,美國的重大干涉已達20多件。美國認為其國家安全是全世界性的,其國家力量是無所不能的,所以其對其他國家的干涉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1970年代越戰的失敗,重創了美國的尊嚴和信心,美國人自己開批評“權力的傲慢”,並警告不能再有像越南這種事了。

19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似乎又給了美國一個干涉的巨大誘惑,但畢竟今日的世界已和過去冷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美國已陷入“干涉”或“不干涉”的困境。

美國人民的態度似乎是希望美國該做一些事,但又不能太多,在眾多討論干涉的定義和範圍中,下列三個原則認為是干涉應考慮的因素:

一是穩定(stability),以日本、中共、歐聯為主要關心地區,以蘇聯解體後之國協關係為主要目標,以透過聯合國出兵的方式為主要作法。

二是領導(leadership),美國認為只有經由美國的領導,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事實上,全世也只有美國有這種能力,但美國已接受美國不能單獨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必須要與美國利益相同的國家合作,否則美國行動的自由仍然有限。問題是今日的國際社會並不希望被美國領導,有的需要支持,如西歐;有的需要合作,如日本;有的需要賄賂,如第三世界若干國家。所以如今美國有人建議領導只能當做策略,而不能當做目標。

三是民主(democracy),美國一直以民主作為干涉的主要藉口,我們承認民主是美國的制度,但未必一定要強加在他國。新加坡重法治輕民主,並不減少新加坡和李光耀的國際地位。印度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人口最多),但和中共相比,印度的嬰兒死亡率為中共的三倍,文盲為二倍,經濟成長率不到一半,平均生命少了27年,請問這樣民主又有何用?總而言之,美國人民可以接受世界主義,但對干涉主義已有較嚴格的要求。

(三) 民族自決的弔詭

世界上主要的衝突多半由民族與國家關係產生,最單純的是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如德國、日本,但這種國家容易養成種族優越感,傾向對外侵略;較複雜的是一個民族分佈在許多國家,如阿拉伯人分佈在中東十幾個國家,看似團結,但國家利益未必一致,如沙烏地阿拉伯和敘利亞,伊朗和伊拉克,伊拉克和科威特;最麻煩者為一個國家中有幾個民族,如塞普魯斯的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克羅西亞人和斯拉夫人之爭,甚至蘇聯在解體前其加盟共和國中,竟有一半以上為少數民族。唯一例外是美國,基本上美國是以歐洲移民為主的社會,因接受美國文化,價值和制度而溶入美國社會,彼此之間沒有族群爭議。美國社會中唯一的族群之分是白人和黑人的地位和權利以維護社會的安定。

由於美國本身的這種民族溶合的經驗,在國際事務上便特別強調民族自決的原則。平實而論,美國在協助被殖民地民族建國及獨立上有其貢獻,(這點,與英國、法國不同)但1990年後的事實証明,如美國過份強調民族自決,可能是鼓勵動亂,產生不正義的重要根源。

民族自決如能和平解決國內或國際爭論當然是好事,但如果民族自決是代表不寬容、仇恨、偏見及暴力,是否就值得鼓勵?民族自決是否表示不同種族的人就不能和平共處?民族自決是否可用來破壞已有的國家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民族自決是否可用來作為強權干涉或侵略其他國家的藉口?

如果以上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就應特別重視後冷戰時期的少數民族問題,並對民族自決採取較為嚴格的看法。我們應該重視公民之平等權,以及少數民族之合理保障,而不宜過份強調不同種族之間語言、宗教與文化的差異。換言之,要以公民的「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代替「種族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在國際關係上,除非一個國家以和平的方式宣布分割或解體,如1990年後的捷克和蘇聯,國際社會也不宜輕易地承認以武力造成種族分離或國家分裂的政府。

(本文原刊於中央日報,90.07.0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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