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發展迄今，之所以陷入政治膠著的狀態中，主要是卡在認同和主權問題上。如果無法跨越這個問題，兩岸的政治關係很難有新的突破。而隨著人類經濟生產方式正從工業主義向資訊主義（informationalism）轉折，更使得認同和主權問題更形複雜。要瞭解未來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方向，除了必須弄清兩岸關係的發展脈絡外，更應該瞭解資訊主義時代來臨，對兩岸關係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一、民族認同
民族做為一個社群，之所以能夠形成，並不是通過面對面貼身的來往互動和接觸，也不是因為社群的成員具有共同的形體或文化特徵；而是通過想像，進而形成一種信念，相信彼此屬於同一個族群。不過，這種想像當然不是憑空進行的，而是通過包括印刷出版，報紙、雜誌、收音機、電視機、電腦或其他種種電訊或通訊媒介做為工具的。印刷出版，對於近代西方民族的凝聚，以及民族主義的昂揚，曾經扮演相當重要的促進角色。而隨著傳播手段的發展，民族主義的訴求和民族認同的操作，更加需要依賴傳媒。我們可以說，如果不能透過有效的傳媒手段，去創造集體的想像，並從而凝聚彼此的認同，民族是不能存在的。因此，民族可以說是依托在各種傳媒之上的一種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通過想像，進而相信彼此屬於同一個社群，並且相互承認對方的存在，願意共同生活在一起。由想像而延伸出來的信念：相互承認對方，是民族之所以能夠形成的重要條件。
通過以傳媒為中介的想像，之所以能延伸出相互承認的信念，主要是因為這種想像創造出集體的記憶，強調彼此擁有共同的過去；從而具有共同的民族性。過去性（pastness）的堅持和宣稱，是民族主義訴求的核心，通過這種核心訴求，就會形成如下的推論：因為彼此擁有共同的過去，因此應該共同面對未來。而這也就是說，因為擁有共同的集體記憶，那麼就應該共同再創造有關未來的記憶。於是對過去性的堅持就會延伸出共同面對未來的義務要求，這種要求被認為是民族成員必須遵守的倫理準則。準此以觀，民族又是一種倫理的社群。
民族做為一種通過相互承認和上述的義務要求而建構起來的社群，其成員除了願意共同生活外，更願意為維護彼此所屬社群的安全和尊嚴而採取行動；因此，民族也是一種以實踐為取向的社群。
此外，民族認同還會把一個族群和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連在一起，並且效忠在一定領土範圍內宣稱擁有主權的國家。於是，領土因素讓民族和國家連在一起，而民族也就因此成為政治社群。
而且，從擁有共同的過去性之堅持，不只會延伸出所謂民族性的宣稱，更會強調民族可以共享一個共同的公共文化；而這種所謂公共文化是對於社群是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理解。不過，民族宣稱享有共同的公共文化，並不見得是指一種要求高度一致的（monolithic）文化，而是指一種共享的生活世界，在其間，可以允許不同的文化表現差異性。當然，這種所謂公共文化也有可能是一種以某種文化為中心的定於一尊的模式。準此以觀，民族也是一種文化社群。
透過以上的論述可知，民族認同是一種相互承認並且願意共同生活的信念，是一種對擁有共同歷史的堅持。更重要的是，對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主權堅持，是民族認同的政治表現；因此，民族被認為主權的承載者，而國家則被視為是體現民族集體意志的制度設計，代表民族行使主權。
就西方的歷史而言，民族認同是一種現代現象，不只經常被賦予啟蒙的理性意涵，而且還經常和進化主義連結起來。能夠通過民族認同形構民族的族群，不只是集體理性的體現，更是人類進化或進步的象徵；而其他無法如此的族群，則被視為是落後的。因此，前者應該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主體，而後者則只能附著以前者為中心的歷史發展之下，沒有自己獨立的歷史。這種進化主義很容易轉折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而為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行徑作出合理化的辯護。如此一來，民族認同就會向民族沙文主義方向轉化。
在另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的確立和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演變緊密的連繫在一起；民族國家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者和動力，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資本主義不斷超越西方往外擴張的制約；而其要者，主要表現為資本的流通和市場的擴大，不斷突破主權和地理界限的限制；從資本主義的邏輯來看，資本和市場的本質，就是必須要求取消區域的侷限，不斷向全球和世界外延擴伸。
而在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互動過程中；首先就西方國家而言，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也通過各自各見特色的民族認同道路來獲得發展；其次，在資本主義越過西方往外擴張時，也是受到各地不同民族認同道路的洗禮，然後才能在世界各地獲得發展；而在這個過程，就涉及到前述以西方為中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由此延伸出來的西方民族沙文主義和各地本土化的民族主義的互動和衝突。資本主義的擴張確實和以西方為中心的民族沙文主義的表現，互相證明，互相支撐，互相滲透；而非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可算是對於這種資本主義和西方民族沙文主義辯證結合的一種反應。因為這種結合相對於非西方而言，成為一種「他者」，而通過這個「他者」，非西方地區會因此而形成種族區隔意識，或進而建構民族認同並且進行民族主義的訴求。
二、中國的民族認同過程
中國一直到鴉片戰爭，長期以來以文化主義（culturalism）來操作中國人的集體認同。這種文化主義首先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以及不可替代性，從而延伸出一種信念：就算中國遭到外來力量征服，但這些力量終究會被同化，融入中國文化這個融爐之中；其次會強調統治者的正當性不在於種族性或民族性的正統與否，乃在於是否遵奉中國文化所綿延下來的道統。這種文化主義的認同模式，經過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掙扎，中國人才逐漸想從文化主義向民族主義轉折。
而中國人的這種轉折，與前述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和民族沙文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衝擊是直接連繫在一起的。於是，擺在中國人當時很迫切的問題是應該採取什麼樣對待資本主義和西方民族沙文主義的態度。中共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制約下，通過把社會主義當作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另一種選擇，企圖把中國大陸帶往所謂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成為中共替中國人所找到的一種集體認同方向；不過，中共在朝這種方向操作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時，卻面臨到如何面對蘇聯經驗的問題，如果遵循蘇聯經驗道路，雖有社會主義方向但卻有違中國人的自主性，於是在中共延安時期之前，就爆發路線之爭，而且進一步在延安時期進行攤牌；而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訴求，擊敗當時恪遵蘇聯路線的國際派；把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社會主義變成表現民族主義的槓杆；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毛澤東更加直接的利用民族主義，企圖把中國人的集體認同和認同共產黨連接起來。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現實的需要，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就接受蘇聯的幫助；建政後以至五十年代中期，更直接接受蘇聯援助；並朝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隔離的方向發展，而後經過大躍進和文革，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中共更想走一條和資本主義完全隔絕的道路，把與資本主義對抗，當作中國集體認同的方向；在這個幾十年的過程中，中共不承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存在的正當性，連帶的也不承認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的正當性，因此，中共也不承認國與國間應具有至少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
不過，這一條路經過實踐被認為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後毛時代，通過鄧小平的主導，中共重新要讓中國大陸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敢再把社會主義直接看成是比資本主義優越的另一種選擇。重新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又不能再高舉社會主義相對抗，去解決集體認同的問題，於是就必須回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訴求上，作為處理後毛時代集體認同的基礎。
中共在建政後的向蘇聯傾斜的階段，或許是基於現實的需要，但卻無可避免的傷害到中國人的集體尊嚴；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係》後，想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具有解決上述中國人集體尊嚴危機的意義；可是他在另一方面，也只能用走比蘇聯更激進的社會主義道路，來為當時中國的集體認同尋求另一種出路。毛澤東的這條路，其實是一種以群眾運動為主體的民粹主義的集體認同模式，在後毛的時代遭到否定，從而被扭轉到以國家主義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方向去。
於是，中共從八十年代以來，開始以所謂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作為制定對外政策的基礎，而且，也開始以現實主義的取向去面對國際社會，從而也承認國際體系和資本主義存在的正當性，以及國與國之間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這也就是說，中共在建政後，歷經滄桑，到了後毛時代，才正式以西方意義的民族主義或國家民族主義，作為處理對外關係以及中國人集體認同的依據。
不過，中共從八十年代開始讓中國大陸重新建立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係，面臨了通過以電訊和資訊科技為基礎的加速發展的全球化的形勢。這種全球化的形勢，當然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因此，主要是以經濟層面為主體的，其中尤以資本流動的去國界和去區域化，以及市場的更進一步的普遍化最為重要。
三、資訊化、全球化與認同和主權問題
以電訊和資訊科技為基礎所形成的網絡，已經不再只是作為一種溝通媒介，而是成為一個具體的生態環境，成為人可以進出來往和互動的領域，這可以叫做資訊領域（Infosphere），它不只成為企業運作、資本流通、市場操作的領域，並且已經逐漸佔據人們生活的更大部份的時間，甚至已經成為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們或許可以說，它已經逐漸成熟到可以做為人生活和安身立命的地方。這樣一個地方是以全球為範圍，跨越國界和地理界線，它已經逐漸的使人類各方面的事務都無法脫離它而獨立運作。
隨此而來的是，不只人的生活世界不再侷限在國家範圍內，呈現全球化的格局，就連市民社會也跨過國界和地理界線，變成以全球為範圍；而且，非政府性的國際組織也以此為槓杆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些發展都直接衝擊民族國家的權力和角色。國家有關調節資本需求和社會需要的宏觀手段，受到相當大的制肘；所謂政治系統不再只是限於國家範圍內，參與政策討論，甚至參與影響決策的已經從「國內」轉移到不少跨國界的個別人物或團體手中。國家的正當性面臨必須重建的地步，而隨此而來的是，主權也逐漸的不再是個不可爭議的基本價值；主權的權威如果有所勢微，認同問題就會成為嚴重的課題。以特定國家為取向的公民身份對人而言，不再是非常重要，甚至還有可能變得無意義，多重忠誠和認同有可能逐漸普遍化。
依照前述，傳統的有關民族認同的操作，是通過宣稱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人群擁有共同的過去，塑造所謂的民族性來創造民族；可是在資訊時代，通過資訊領域，流動空間正在取代地域空間，以物理實體為基礎的地域空間正被以資訊和電訊科技為基礎的網絡所取代，這種網絡是既無形又有形，無法由固定的地域或國家所限制。人們的生活世界，尤其是經濟空間，不再須要和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空間直接連繫在一起。而且，在這個資訊領域中，時間也是流動的，不再完全須要以國家為中心，甚至傳統的歷時性時間觀，已經被多元和共時性的時間觀所取代。一個地域內的族群，其所謂的歷史，不再只是侷限在固定的地理範圍內的歷史，而是在流動時間和空間交叉制約下的更為複雜的一種集體記憶，這種記憶不會只是固著在某個特定的地理疆界上，而可能是以全球為範圍的。
全球化突破了民族國家和具體地理界限，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流動化，從而也增加了個人和團體認同的選擇機會，本尊雖然只有一個，可是卻可以有不同的化身或身份；因此，個人和團體的身份也變成是流動的，也許，這也為個人和團體創造自己更多的獨特性騰出了更多的空間和機會。準此以觀，民族國家有可能會遭到其內部更大更多的個人主義、種族主義或其他形形色色的階級主義、階層和團體意識的挑戰。國家將因此更難操作民族認同，而如此一來，個人和團體就更要尋求不同於民族認同的其他次認同，來確立自己的身份。
資訊科技的發展促使人類社會、政治和經濟運作的全球化趨勢更為明顯。而在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化科技發展的衝擊下，資訊化知識成為直接社會生產力主體的同時，國際政治以爭奪資訊化知識的主導權為核心，而那些掌握資訊化知識的生產分配主導權的跨國企業，更有可能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因此，當人們在注視杭廷頓（S.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時，也必須更加注意由於資訊科技發展所導致的國際政治的主體範疇從「權力」、「經濟」到「資訊化知識」的轉移。
在資訊科技發展的列車中，各個國家和跨國企業將爭奪提供資訊化知識的內容、軟體和硬體的主導權，其中尤其以提供內容的主導權尤為重要。而搭上和沒搭上資訊科技發展列車的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可能將更為明顯，其間的經濟依賴和宰制可能將更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沒有能力進入資訊科技發展列車的國家，有可能選擇逃離資訊科技或形成反對以資訊科技發展為主的文化和文明發展趨勢的態度。此外，面對以資訊科技發展為槓桿的文化發展一體化的趨勢壓力，許多民族國家到頭來可能會回到文化、宗教和民族主義中，尋求抗衡的憑藉；因此，整個國際社會所呈現的是一體化和分歧化的基本教義訴求交織在一起的後現代現象。
不過，基於地緣概念的主權和國家安全觀；正在因為資訊化所加速促成的全球化趨勢，而顯得過時。主權的範圍不再能夠從包括領土、領海等自然空間來加以界定，而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已不再只是對自然空間的武力侵犯和打擊。網路空間的出現，使得國家疆界就不再限於自然空間的界限上，而網路疆界成為國家必須重視的課題，網路疆界突破自然空間的侷限，顛覆了傳統的主權和疆界觀念；它雖說是虛擬的，但卻又是真實無比，對傳統的國際法和國際政治，將形成重大的衝擊。
未來一個國家有可能擁有雙重的主權，一種是地緣或自然空間延伸出來的主權，另一種就是網路主權；這兩種主權絕不可能一致。不過，網路主權的延伸或不斷擴張滲透，將愈來會愈能代表國家力量的展現；捍衛網路主權和疆界的重要性將不會亞於對有形主權和疆界的捍衛；而且，對有形主權和疆界的捍衛，將必須更多的借助資訊化的手段。
當然，對於網路主權和疆界的維護，其困難度將不下於對有形主權和疆界的維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防不勝防，易攻難守，將是這種困難的最佳寫照。因此，資訊網路大國一方面似乎神氣活現的掌握資訊優勢和主導權，可是另一方面卻必須經常繃緊神經，面對各種可能突如其來的突擊。大國無法真正的成其大國，在其所擁有的龐大的資訊網路疆界中，處處存在著可能被攻擊的點。在傳統的強權國際社會中，小國或力量小的團體，必須在強權的肆虐下卑躬屈膝的苟延殘喘，可是在資訊網路世界中，卻存在著以小博大的可能性。
況且，資訊網路疆界，是一個多維的世界，跨越三度空間，虛擬中有真實，真實中又見虛擬，在其間可以進行綜合式的互動，涵蓋貿易、金融、軍事和非軍事的種種層面；因此，從資訊網路疆界所延伸出來的是一種全方位和多維的國家安全觀。「禦敵於國門之外」式的安全觀已經一去不復返，戰場就在你身邊，敵人就在網路上，差別只在於可能沒有硝煙味，或沒有血腥氣而已。與網路疆界觀相應的，就絕不只是國際安全問題，而更須要把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等各方面的安全需要都納入目標區，這是一種大安全觀，而這種多維的安全觀又以確保資訊安全做為最高的統攝性目標。
資訊化加速全球化的發展，並且把個體更為迅捷快速的拋入全球化的漩渦中；一方面，個體（個人或社群、族群）除了紛紛感受到全球化趨勢的不可逆轉壓力外，另一方面，則會因為這種感受而產生一種被驅逐感與被剝奪感──感到個體的無力、孤獨與空虛。每個個體似乎都覺得自己被架著走，而沒得選擇的必須順著資訊化和全球化的勢頭走。在這種被驅逐和剝奪感的制約下，個體就可能會想重建他們所謂個性或主體性，於是民族主義，對外國特別是西方的恐懼討厭，或其他形形色色的部落主義、種族主義和基本教義主義就會紛紛出籠。資訊化一方面加速全球化趨勢和一體化，可是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人們企圖重建或回歸個體性的憑藉，它對個體而言是具有一體兩面的效應。全球化、一體化和不斷要求打破國界主權，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更多凸顯差異和反對開放的現象，而這種反向趨勢，可算是對全球化和一體化的一種反動。全球化和凸顯差異，或是世界主義與沙文主義或基本教義主義，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它平行地進行著，互相強化和印證對方。因此，世界各地可能會出現一種現象：一方面看好萊塢的電影、影集，收看CNN的新聞，吃麥當勞的雞塊，喝可口可樂；可是一方面卻會宣示所謂傳統價值或種種基本教義主義的重要性。
全球化被議論的核心議題是，是什麼因素或力量主導全球化，亦即全球化指的是誰的全球化，因此，有不少論者認為全球化是西化的普遍化，其基礎是西方沙文主義。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發展，一方面加速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西方取向或中心的文化和經濟價值不斷擴散，不斷要求具有更廣的普世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卻允許更多凸顯差異性的族群匯集在一起。因此，其結果是，全球化的現象愈滾愈大，可是同時主張差異的群體和族群可能會愈分愈細。如此一來，國家一方面應付不來全球化經濟的大肆擴張，另一方面則必面對愈分愈細的具有更纖細基本教義性質的群體的挑戰。
總之，全球化發展既實現了許多層面的一體化，但同時也解構了秩序、進步和理性這些西方啟蒙以來為多數人所信奉的東西，出現了許多論者所謂的後現代現象。亦即，全球化促使了啟蒙以來所形塑的現代性的轉變，以及後現代性的某種程度的實現。
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型態操作，不再能做為人們或團體尋求認同歸屬的基礎；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大一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的操作，同樣的也不能滿足人對認同歸屬的要求。認同歸屬問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更為緊迫的成為人現實生活中的嚴峻問題。種族性，個體性的強調當然是確立身份和認同的有效途徑。國家面臨來自全球化一體性和國內個人和團體差異性的要求，除了一方面仍然必須堅持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外，另一方面則必須強調回歸傳統文化或文明，以維繫民族國家內部的內聚力；當然，國家機器這麼做，就如前述，因為時間和空間的流動化，其成效如何值得商榷，但這是國家機器不得不的選擇。
四、後毛時代中國的民族認同
二十世初葉，中國人所訴求的民族主義，與中共在後毛時代所訴求的民族主義，其實在內涵上是有所不同。前者主在求中國能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肆虐下，組建成獨立自主的國家，並以此為基礎，創造一個跨越中國境內種族差異的統一的民族──中華民族。而後者則主要是為了因應全球化的衝擊。當然，中共一方面必須接受全球化，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把全球化經常解釋成西方主導下的另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表現；可是，必竟中國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國際政治地位已非昔日可比，因此，中共將全球化作如上述的解釋，主要是擔心全球化造成對中共國家機器權威的打擊，以及不願見到全球化的發展，影響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或集體認同，甚至釀成認同危機。
基於上述的憂慮，中共通過相當功利的「體用論」的模式對待全球化，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訴求為體，而把全球化當「用」，如此一來，所謂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就表現為，種種管制與接受全球化的國家政策。而中共迄今仍會講到的社會主義，其實也就依托在中共所強調的國家主義之下，表現為種種管制與接受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資本主義和資訊主義的國家政策。
不過，就如前述，在全球化的制約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操作，無法像工業主義時代那樣有效。因此，中共必須強調回歸傳統文化或文明，以維繫中國大陸的內聚力。而在如此操作時，中共就會把全球化解釋成西方化，進而企圖從後殖民主義論述，一方面解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而另一方面為排斥或抗拒外來的文化滲透作出辯護。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作這樣辯護的時候，又會以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成為往後現代性轉移的機制，強調中共這樣做並不逆「全球化」的勢來操作。
當然，中共強調回歸中國文化傳統時，其實也是在配合其民族主義的操作。因為，中共訴求文化傳統時，主在強調中國人擁有一個共同的「中華性」，或一個共同的過去和歷史。不過，中共在這樣處理時，掉入了一種本質主義中。西方中心主義固然是一種本質主義，中共要反對，但在宣稱回歸中國文化傳統時，又掉入另一個本質主義極端中，並且企圖強化「中國／西方」的二元對立的強度。
在這種企圖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政治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操作中，中共會強調，近現代中國文化的「他者化」（西化）；而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中國人再不反思警覺，那麼在世界的文化論述中，更會完全沒有中國的聲音；而要解決此種危機，必須向傳統文化回歸。中共通過這樣的訴求，企圖延續並強化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觀念，以化解中國人在全球化衝擊下的認同危機。
五、全球化＆資訊化對中共的挑戰
馬克思主義認為，直接勞動是社會生產力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可是伴隨著科學和技術的快速發展，科技已成為直接的生產力，而後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資訊和資訊科技更成為直接的生產力，在社會各領域的生產過程，生產原料和結果，都是資訊，然後人們再把資訊轉化成各種財貨和服務。準此以觀，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都失去了合理的基礎，必須面臨被改造、重建或甚至放棄的命運。因此，中共在現實上或理論上，都很難再宣稱馬克思主義是合理的，或甚至繼續要以馬克思主義做為意識型態操作的基礎。
在資訊化的制約下，資訊和由資訊所延伸出來的知識被融入所有物質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經濟運作必須資訊化與全球化，否則就可能會全面崩解。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前蘇聯的工業和經濟體制非常戲劇化地瓦解，其原因之一在於其結構無法向資訊化轉化；甚至企圖在相對孤立於國際經濟體系的狀況下，追求自身的成長。中國大陸從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十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主因之一就是因為資訊化動力的驅使。因此，中共要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就必須接受資訊化時代來臨的現實，讓中國大陸能全面地向資訊化轉化。此外，中共從七十年代末以來的經濟改革，主軸是朝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向發展，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改如果要真正成功，甚至跳脫傳統窠臼的制約，就必須朝資訊化全面平移化，否則經政就不算徹底，甚至無法支撐中國大陸持續能與國際經濟循環接軌。
由於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危機，西方經濟在戰後，依循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的精神和原則，進行重建；朝福利經濟的方向發展，並且強調規模經濟和有效管理；而伴隨著一九七四和七九年的石油能源危機的爆發，西方經濟進入戰後的第二次重建，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重建是與資訊科技的發展相配套來進行的，換言之，整個經濟的重建是朝因應資訊化趨勢來開展的。資訊化促使七、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幾世紀以來不斷向外擴張，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才能以資訊和通訊科技為基礎，真正變為全球性。這是人類歷史以來，人們首次能以即時操作的方式，整合全球金融市場，並且日夜不斷的操作資本，在遍佈全球的電子網絡中，數十億美金的交易幾秒內就可以完成。新技術讓資本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在經濟體間來回移動，從而使世界各地的資本，包含儲蓄和投資，可以互相銜接。在這種以資訊化為基礎的全球化經濟中，經濟體如果自外於這個強調即時操作、並且可以快速移動資本的經濟循環，就有可能被國際經濟體系所淘汰，失去國家經濟的競爭力以及經濟成長的可能基礎；因此，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如果要在全球化的經濟體中立足，就必須朝全面資訊化的方向轉化。
資訊和資訊科技的操作，基本上是跨越國界、地理時空界限和主權的，所以才能促使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但也因為如此，最容易挑起人們敏感的神經，視資訊和資訊科技為主權國家的大敵；於是有不少人對資訊和資訊科技愛恨交織，既想運用它但又害怕它，中共目前的心態正是如此。其實由於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互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的概念正在受到人們的重視，環觀層出不窮的國際問題如經濟整合、國際貿易、經濟糾紛、環保、貨幣危機、恐怖主義等，都需仰賴國際合作或國際組織，方能解決問題；這種國際現實形勢的發展，也是互賴主權觀興起重要結構性的原因。雖然在目前的環境下，互賴主權觀依然無法替代絕對的國家主權觀，但其重要性正與日俱增中。中共面對全球化趨勢以及亟需通過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問題的國際環境，其實也有必要認真思考互賴主權的觀念。資訊和資訊科技雖然具有跨越主權、疆界的特性，但並不必然意謂著對主權和疆界侵犯；而中共卻將這兩者之間幾乎畫上等號，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資訊和資訊科技之所以能讓全球的政治和經濟體之間串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網絡，這是靠其跨越主權和疆界這個特性所促成的，而在全球性網絡中，各政治經濟間，互賴的關係日益強化，中國大陸目前已然置身於這個全球網絡中，就不能再對資訊、資訊科技甚至網際網路的跨主權和疆界特性心存偏頗性的害怕，而必須更健康合理的去面對它。
在面對資訊化大潮的衝擊，人們會遭受到資訊負擔過度和種種不健康資訊的壓力和困擾，世界各國都在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中共當然有權力如同其他各國積極來面對這些問題，這無人會反對；此外，由於資訊、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發展，確定是以西方為主導的，因此，有可能形成以西方為中心的資訊提供源，這個問題同樣困擾非西方國家，可是，面對這個問題，如果純從管制的角度去處理，也有可能讓自己自外於資訊全球化的流程之外；其實，面對這個問題，最健康的心態，是從市場競爭的角度出發，由國家主導配合民間資本一起投入巨大資金，和西方國家競爭資訊源提供的主導性地位，而不應該消極的從片面管制的方式去逃避競爭的責任。中共目前把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掌握全球化資訊源的主導，上綱上線的解釋成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這是百年來中國人受壓迫情緒的再一次表現；中國大陸面對改革開放，重新面對世界，必須調整這種受壓迫情結，重新立基在尊重中華文化的前提下，有自信、並且健康的去和國際經濟體系互動。況且，資訊、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跨主權和疆界的特性，基本上也不是通過行政和法令管制手段所能改變的，因為資訊科技總是有能力可以突破種種的管制。
許多國家在面對以西方為中心的網際網路系統，基本上也努力積極地在建構所謂屬於自己國家內部的互聯網；但同時他們也不排斥否定以西方為中心的網際網路，因為他們非常暸解否定和排斥的結果是非常嚴重的。中共應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球信息網絡，擴展中國大陸甚至是華人的資訊空間，增強華人的資訊影響力；當然，我們也不會反對，中共因為要維護資訊網絡的安全性，設置防火牆、防護柵欄或資訊選擇平台；但中共若以限制人們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空間為由，去對資訊和網際網路的使用進行管制，恐怕會引起反彈，而且在現實技術上也很難辦到。
六、兩岸間的主權和認同問題
中共從一九四九年以至於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建交為止，一直從改朝換代的角度處理兩岸關係，堅持中國主權已完全由中共繼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只不過還不願或尚未被中共收服的名不正言不順的政治力量；而一九七九年中共人大常委會所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表現出中共對台政策和態度的微妙調整。
一直到七九年，中共都不願認定台灣是一個政治和經濟實體，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中共通過承認台灣是一個經濟實體，間接且比較隱晦地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只不過，台灣被看成是一個實體的身份立皆則未定位；及至一九八一年「葉九條」發表，才正式把台灣定位成地方性的特別行政區，這等於表示，兩岸內戰已然結束，改朝換代已經完成，中共代表中國主權，台灣充其量只是中共治下的地方性特別行政區。
「葉九條」所揭櫫的「特別行政區」概念，成為後來中共「一國兩制」的張本，而中共在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按「一國兩制」處理香港問題；接著，中共更進一步宣稱，要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迨至九○年代以來，特別是在中共一九九三年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中，則直接以兩岸已進入「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個原則來處理台灣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在主權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實質主權和法理主權差距的問題，在現實上，政府所能控制管轄、行使主權的範圍僅及於台澎金馬，可是我們卻在憲法及相關法律上宣稱主權及於全中國；而隨著台灣的大陸政策模式移轉到對等政治實體時，就必須同時去處理上述這個問題，隨著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終止及幾次的修憲，上述這個問題獲得初步的解決。與這種主權主張差距相呼應的是，台灣主事者也靜悄悄的進行新的民族主義的重建，這種重建的內涵主要是：促使在台澎金馬範圍內的各族群，通過效忠中華民國，跨越族群的區隔和差異，融合成一個更大內涵的民族。這裡所指的中華民國當然不再是號稱主權及於全中國的中華民國，而是以台澎金馬為主權範圍的中華民國。
台灣有關主權差距問題的解決，在另一個角度來看，代表著國家體質的轉變。從蔣經國總統晚年就已經開始的政治變革，中間通過一九八七年的解除戒嚴，一九九一年的終止動員戡亂體制，以及隨之而來的開放黨禁、報禁，以及從中央到地方各層級直接普選的進行，台灣從威權體制轉變成自由主義公民國家，這種國家的特徵是，獨立自主的公民可以通過自由的政治參與，特別是選舉去影響或改變國家的政策方向。而由此所延伸出來的是，國家的權力基礎不再是奠立在反共之上，而是在台灣本土的民意上。因此中華民國的政治正當性就不再來自號稱代表全中國，而是直接來自於台灣人民和民間社會的支持；這種轉變就是所謂中華民國的本土化或台灣化；而隨著這種轉變而來的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與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家之間就失去了直接的連繫關係；因此，若中華民國在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那麼「民族」這個範疇的內涵就必須重建，而不再是過去所宣稱的是涵蓋全中國範圍的中華民族。中華民國這樣的國家體質的轉變，當然意謂著中華民國不再願意和中共繼續糾纏在國共內戰的漩渦中，而希望和中共重新來過，重建正常化的新關係。
中共一方面在「朝廷意識」以及與這種意識互為表裏的「中原意識」的制約下，處理所謂的台灣問題。而中共對台灣主權宣稱，其實也必須從這種取向來加以理解。但在另一方面，從九五年江澤民發表「江八點」以來，中共也不斷以海峽兩岸共同擁有一個過去或歷史文化，來爭取台灣方面的認同。
台灣在兩位蔣總統的時代，透過政治上爭正統，以及不斷宣稱復興或堅持中華文化，來統一台灣內部的文化和政治認同。而在後蔣時代，透過民族主義的重建，揚棄了上述的文化和政治認同的模式；不過，隨之而來的，也使內部認同問題開始湧現出來。其中一個力量，企圖通過「大陸／台灣」二元劃分的方式，來重新確立台灣內部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認同，而另一種力量，則仍然希望以回歸中華文化作為解決台灣內部認同問題的依據。當然，他們所謂的回歸中華文化不盡然與中共的意涵相同；中共的文化訴求，只是做為建構以中共為中心的國家主義的工具而已；而台灣內部的回歸中華文化訴求，基本上還是以對生活在台灣的「感情」做為基礎。不過，在回歸中華文化的訴求中也有更為激進的表現方式，這種力量很容易被理解為和中共的文化訴求接近。而通過這些不同的文化認同模式的區隔，台灣內部就大致出現到底是「我是台灣人」，或是「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或是「我就是中國人」的政治認同的差異。
台灣政治認同的操作，有傳統權威時代與後傳統威權時代的區隔，而這種區隔大致上與冷戰和後冷戰的區隔也相聯繫。傳統權威時代，受冷戰的制約，通過意識型態操作的工程，處理政治認同問題；隨著蔣經國總統的逝世，世界的冷戰結構也大約同時解體，台灣的政治認同也無法再用傳統的意識型態操作的模式來處理，必須訴求於民族主義的重建。而在這個時候，台灣也同大陸一樣籠罩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必須也準備從傳統的工業主義向資訊主義過渡轉折。因此，台灣內部的個體也因此而增加尋求認同的機會和空間，從而使得台灣政治認同的操作工程，憑添許多複雜性和困難度。
七、結論
兩岸間非政府層面的互動交流，特別是經濟層面，其實也是全球化制約下的產物，台灣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靠近中國大陸的前沿地帶，是中國大陸開放，進入全球化浪潮制約下的重要關鍵之一。但是通過全球化做為機制的經濟互動，並不能化解由於全球化所牽動出來的文化和政治認同的複雜性和難度。而資訊主義發展的特點，就是不只要求經濟上的去中心化，同時也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兩岸如果能夠體認這個現實，多一點去中心化的體認，少一點本質主義的堅持，並且站在對等基礎上，進行互為主體的溝通，也許兩岸關係才能真正朝良性的方向發展；否則在各自極端的本質主義的堅持下，恐怕很難有樂觀的發展。
前蘇聯解體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歷經了七十四年可說人類史上最嚴格的國家主義的操作，前蘇聯並無法創造一個新的大一統式的民族認同；因此，社群或民族也許可以被想像建構，但這種想像建構並不必然會被相信；這也就是說，前蘇聯的歷史顯示，蘇聯的國家主義操作，並無法使前蘇聯境內的各民族真正而且完全的融入蘇聯國家體系之內。而隨著蘇聯解體而來的意識型態真空，前蘇聯內部各共和國必須通過民族認同來解決各自的集體認同危機；而民眾的認同建構則必須回歸到家庭、社區、歷史、宗教和民族性等集體記憶上。不過，依托民族主義來解決認同問題，基本上是屬於個人化或人格化的自我認同途徑，與國家機器所訴求的以建立國家為標的民族認同是有所不同的。
而獨立後的各共和國建立了國協式的互動關係，允許經濟相互滲透和共享經濟基礎設施，持續推動區域的整合，並因應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合作。於是，就形成一幅非常引人注目的畫面：雖然在民族認同操作上要求各自的自主性，但是揚棄了古典的Westphalian的主權觀，向互賴主權轉折；而在這個轉折上，就促使各共和國間更為彈性和動態的去安排彼此之間的政經關係。
歐體的形成，在某種向度上，其實也是資訊化和全球化制約下的結果。資訊主義時代的來臨，就如前述形成一個以資訊和電訊科技為基礎的資訊領域，而歐洲(特別是西歐)也因此連成一個網絡，出現多元的交叉關係；歐體的形成，基本上是對這種現實的承認；於是，在民族認同自主的前提下，歐洲國家也紛紛走上互賴主權的方向。
八十年代以來的兩岸關係的發展，一方面是資訊化和全球化制約下的結果，而另一方面也參予推動了資訊化和全球化的過程；兩岸已經進入上述的資訊領域中，並且正在連結成一個網絡；準此以觀，從傳統絕對主義的主權觀向互賴主權的轉折，也許是兩岸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這種轉折完成，兩岸才有可能進一步整合，而以此為基礎，兩岸間的「一中」爭議或許才有可能被解消。
注釋
-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10, pp.17-19.
-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 David Miller, On Natimality, Clarendon
Press, 1997, pp.22-23.
- Ibid., pp.23-24.
- Ibid., pp.24-25.
- Ibid., pp.25-26.
- 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著，《網路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出版社，1998，頁97-98。
- Manua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Blackwell
Publishers,1999,pp.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