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研)092-005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April  23, 2003

科舉考試制度與文治政府的鞏固

-兼論廢科舉與民初軍閥亂政的關係

內政組高級助理研究員 桂宏誠

壹、引 言

中國傳統科舉考試制度的影響力是多面向的,除了比較受到關注的是選拔官員與引導教育這兩個層面外,若再從較為弘觀的角度來看,科舉考試制度還成為聯繫社會、政治與經濟體系的一項機制。在科舉考試制度起了聯繫社會、政治與經濟體系為一體之作用的情形下,貫穿這整體結構的文化根基,便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的思想與價值系統。自科舉考試制度建立以後,一個「以文為尚」乃至於「以文為上」的「文治社會」或所組成的「文治政府」,至此可謂已告鞏固,並綿延不斷約有一千三百年。

清末廢科舉制主要的著眼點,在於貫徹新式教育以學習西學的殷切盼望下,而將廢除科舉制度僅視為教育改革的關鍵性政策。然而,科舉考試制度並非只是教育之一環,它還是一套行之久遠的官吏考選制度;更重要的,科舉考試制度並為一套具有穩定政治社會的機制。因此,當科舉考試制度一旦遭到廢除,直接受到影響的便是以「士、農、工、商」為建構的「四民社會」之解體,而「四民社會」解體之結果,使得傳統「士人」的地位驟然下降,並影響及「武人」地位的提升。

本文的基本論旨,認為所謂的「文治政府」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以文統軍」,亦即由「讀書人」來掌理國家大政,而軍人只肩負「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任務。這樣一個「文治政府」的型態,自漢武帝時代已然興起,而自科舉考試制度建立後,這套原來目的在於更加公平地考選官吏的制度,由於同時具有結合知識階層與其價值及地位認同的積極作用,因而使得「文治政府」愈加得到了鞏固。然而,維繫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文治政府」傳統,何以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竟隨即使中國陷入了軍閥亂政與割據的局面?本文則嘗試從廢除科舉考試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來論述民初軍閥亂政與科舉考試廢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性。

貳、文治政府的意義與形成

春秋戰國時代的政府組成,全係由貴族所組成的封建政府,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改行郡縣制度,才徹底打破了貴族政府之積習。而漢初重新封建諸侯,且依當時慣例,非立軍功不得封侯,所以當時追隨漢高祖爭奪天下的一個軍人集團,在外列土封王,在內則封侯拜相。因此,漢朝初期的政府,實是一種「封建制度」與「軍人政府」之混合物,較之秦始皇時代,不得不說是一種逆退。到了漢武帝時代,平民學者公孫弘純粹因學者身份而獲拜相,因拜相而再封侯,從此打破漢初舊制,軍人政府漸變成士人政府,因此轉變軍人新貴族在政治上特權的取消,始可說達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同時,漢武帝時設立所謂的「五經博士制」,這是中國古代相當於有現代的國立大學之開始,而五經博士畢業生取代了從前由皇室宗親與軍人貴族合組的政府,此相對於「貴族政府」與「軍人政府」而言,漢武帝時代乃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文治的統一政府」的出現,亦即「士治」或「賢治」的統一政府之開始(註一)。

根據以上對「文治政府」形成的概述,本文擬再對「文治政府」做進一步的界定。大體上,「文治政府」是指輔佐專制君主的官員,身份上係來自於民間的「讀書人」,亦即是以中國傳統上所稱的「士人」為主體所構成的政府。是故,「文治政府」在中國君主專制體制下的最顯著特徵有二:其一,是以宰相傳賢彌補天子之未必皆賢,此即如同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置相篇〉中所言:「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賢,尚賴宰相傳賢足以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而其中之宰相,必係由來自民間的「讀書人」來擔任。其二,則是中國的宰輔制度或許未必每朝皆為採行,但取代宰相之職能的政府決策者,除了絕對專制的君主外,仍係以文人依照制度性的安排而成為決策主體的情形,即屬本文所稱的「文治政府」。

是故,「文治政府」早在漢武帝時代即已建立,這是相對於脫離了貴族政治與軍人政治的封建政體而言的政府組成型態。按以政府取才制度的發展而論,後世考試制度本於隋唐,上溯則為兩漢選舉。更上,則戰國之「薦引」、「上書」、「養士」,又實為先導。更追上去,還有根苗於古。總之,是從民間吸收新份子參加政治,統治者被統治者之間得以流通的那種事情,不必拘言考試,而其制度之建立,則須斷自封建解體以後(註二)。然就政治思想大勢而言,此亦即在封建解體之後,實現了遠承古代儒家「士治」主義之理論,使得政府之組成,既不在於貴族,亦不出於軍人,而為一種建立於民眾信託之上之「文治政府」(註三)。所以,「文治政府」之獲得鞏固,尤須仰賴取士制度之健全,雖然科舉考試的公平性,終究難以達到全然地機會均等於社會的每一階層,但這畢竟是每一種制度在求其至善過程中的相對程度問題。因此,相對來說,直到隨唐科舉考試確立後,「文治政府」的根基乃獲得了跨越性的鞏固。

參、科舉考試與官僚體制之建構

由於漢代舉拔官員的「鄉舉里選」,其權力實際操之於地方長官的手中,固然官員來自民間而仍屬平民政治,但漸漸卻愈來愈侷限選才的範圍,成就了東漢末年以下所謂「門第」現象的產生。此一特殊新階級的形成,亦即為「變相的新貴族」。其後,魏晉時代雖然創設了所謂的「九品中正制度」,但其用意仍與漢代之鄉舉里選相差不遠,而中正的九等表終不免即以門第高下為標準,使得九品中正漸漸亦成為門第勢力之護身符(註四)。換言之,漢武帝時代所建立的「文治政府」,之後卻又逐漸轉變成為以「門第」觀念為基礎的新貴族政治,而產生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新階級現象。

直到隋唐時代建立了科舉考試制度,由於考試制度的發展所塑造出來的政治勢力,即使不是支配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但是社會的結構,不免受到此一新興勢力的影響而有所轉變,使原本舊的世族門第勢力漸為考試出身的新人所取代,而這種現象到了北宋則益形明顯,所以大約到了中唐以後,才逐漸將政治上的門第新貴族階層和平地消弭於無形(註五)。固然,科舉考試始終並非「致仕」的唯一管道,但無論在社會的認知中或是在官場上,卻仍是最為正統與居於主流地位的為官「正途」。所以,自此以後的中國政府,即是以科舉考試制度為其「文治政府」組成的建構基礎核心,並因科舉考試制度對「文治政府」起了鞏固的作用而得以歷久不墜。當中的主要原因,可從中國傳統官僚體系的構成,以及科舉考試的內容兩方面來作分析。

首就中國傳統文官體系的構成方面言,中國的科舉考試如與現代的文官考試制度相較,其中一項不同的特色即是「考官不考吏」(註六)。這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官僚體系的建構,大致上可區分為「官」與「吏」兩大部分,而科舉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所選拔的對象是「官」,並不包括所謂的「吏」。至於「官」與「吏」如何區分,此處概略地依功能區分而論,「官」是屬於「通才型」的政府官員,而「吏」則是「專業取向」的政府人員。若再以現代的政府官員職能區分的觀點來論,所謂的「官」較傾向於屬「政務官」,而「吏」則傾向於屬「事務官」。

進一步探究前面所謂的「吏」,概括來說可包括「幕」與「吏」這兩種不同層次與功能的職務,而其共同的特點,係均為在政府中並不一定有法律上的地位與薪俸的人員。所謂的「幕」,是「幕僚」或「幕府」的簡稱,古代的幕僚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將帥及其他大官的幕府,一類是地方官署的幕僚。前者是比較一般性的,通常包括許多文人學士,輔助長官撰擬文書或運籌帷幄,但並不以此為終身職業;而後者則屬於專門化與職業化的「幕」,也就是所謂的「幕友」。地方官署中的幕友,可分為「刑名」、「錢穀」、「徵比」、「掛號」及「書啟」五個名目,其中以掌司法的「刑名」與掌財政的「錢穀」兩項最為重要。並且,作「刑名」與「錢穀」的需要非常專門的知識,所以需要在名師的指導下經過長期的訓練,而這些專業的幕僚,也就是俗稱的「師爺」。至於「吏」則是在舊式官署掌簿書案牘的「書吏」、「吏胥」、「吏」或「書辦」,其地位較幕友低,需受幕友指導監督,相對於幕友來說,即如同現在的科員與科長的關係(註七)。

其次,中國的考試制度特徵係為「考官不考吏」,雖然以上述的「幕吏」制度來說,可以彌補現代觀點下「官」之專業性不足的問題,但何以中國人認為「官」不需要具備實用的管理政事的專業知識?這應該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所致。金耀基認為(註八):

中國的考試制度的內容,主要是相應於原始儒家『君子』的理型而設的,因此具有濃厚的人文倫理氣息,它的功能是培養並甄選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中國的官僚治體所要求官員的第一任務是為庶民樹立榜樣,而經典則是育化人格最重要之工具,故中國官僚治體具有很深的學術底性格,而此學術底性格則是以展現全幅的人文性格為主,重在圓通之知識,而不在一技之長。

從上述可知,中國科舉取士著重於「大人之學,以求明天下之理」,這是源自於儒家的「德治」思想,而士大夫的傳統官僚是沒有受過行政的專業訓練的,他們治理天下的本錢是對「聖人之道」的傳頌。因此,他們「治國平天下」的方式,也是用「德化」,亦即成為「子民」的道德表率(註九)。並且,就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科舉制度實施於中國的農業社會中,這是一個社會分工尚不明顯之「功能普化」的社會,而專業化分工的「分殊化」社會並未形成,故而對於為官者的才質要求,並不以現代觀念下的專業知識為尚。更何況,整個官僚體系建構的基礎,乃在於維繫儒家學說價值為核心的「道統」為目的,因為「道統」之能夠獲得維繫,才能夠因之鞏固了「政統」的正當性。換言之,科舉制度的功能在於對「文治政府」起了更加鞏固的作用。

肆、科舉制度的政治與社會功能

科舉制度是一項具有多元功能於一體的制度,它所牽涉的面向,包括了政治、社會、文化與教育等。而這些不同的面向,彼此之間亦因科舉制度的影響層面與幅度既深且廣,使得討論時並非容易截然劃分。大體上,本文對於科舉制度所具有的功能,主要將焦點放在政治與社會功能之上,因為從在這兩個層面的討論中,較為容易凸顯科舉廢除後對中國社會造成的結構性影響,並進而解釋「文治政府」遭到軍閥亂政的阻斷,以及得以再獲得承續的原因。

先從較為大家所接之受科舉制度的反功能方面來論,此處舉出徐復觀先生對於科舉制度甚為嚴厲的一段批評,以作為討論的起點(註十):

科舉考試都是「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使士大夫日趨於卑賤,日安於卑賤;把士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成單純的利祿的工具。州舉里選的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是由下向上生長;而科舉考試下的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則全靠天朝的黃榜向下吊了下來。做皇帝的由此而更存輕視天下之心,更獎借其專橫自恣的妄念。…。而科舉考試,簡便易行,且合於專制者偷惰簡慢自私的心理。…;肅宗命由李栖筠等四人研究的結果,已指出「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認為「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道」。一致主張加以改變;事雖不行,而「垂餌」兩字,再加上世傳太宗所說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入彀』二字,實已刻畫出此種制度的精神與面貌。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成為『垂餌』與『入彀』的關係,這已不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是漁獵者與動物的關係。此種關係卡住了政治的大門,士大夫要進此一大門,自己的精神便不能不先磨折得使其下趨於動物之只知衣食,不知是非廉恥之境域,對政治當然成為純被動的奴妾。此門一經擠入,便志得意滿,盡量在彀中享受其餌。

徐復觀先生的看法,雖然是從反功能方面對科舉制度所為的評價,但卻也同時為科舉制度的正面政治功能,透露出了探討這個問題的一條線索。誠如徐復觀先生評價,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若依現代「民間社會」的觀點言,可能扮演的應是一個批判與制衡政權的角色,而不該汲汲於象徵榮華富貴之官位的獲取。然而,除去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想不談外,即使站在專制君主立場的對立面,而認為科舉制度使得士大夫與政治猶如「垂餌」與「入殼」之「漁獵者與動物」的關係,但就制度演變的歷程來看,「天下英雄盡入吾殼中」這句話,卻代表著家天下之封建貴族或世族門第政治的解體,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較前一個世代更為進步與理性的制度。

由此以觀,科舉制度在政治上所具有功能,便是深化了政治穩定的基礎,以及使政權的正當性獲得鞏固。而此一功能或許在中國遭受異族統治的朝代中,更能獲得相當程度的彰顯。事實上,士人與君主在政治上各有其理想與治術。大體上來說,士人有道(文化學術),而統治者(君主)有勢(政治權力)。士人的理想是以道指導勢或輔助勢,所謂為王者師,為王者佐;而君主則要以勢制道,使士人為臣、為奴(註十一)。是故,若從較為正面的角度,或是相對於貴族政治而言,君主與士人在政治上的「相互為用」,體現的則是「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之重視知識份子治國的「文治政府」傳統之形成。所以,科舉考試制度最大的功能之一,是把士大夫有系統地轉變為儒吏(用現代的術語是官員),使「學而優則仕」與「內聖外王」的觀念成為一建構化的制度,也因此使士人階層壟有官僚結構,而成為錢幣之二面(註十二)。

次就科舉制度的社會功能而論,科舉制度實則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性,而這可從中國民間時常流傳的一些口語、諺語或社會生活的實際景象中的得到證明。例如,「耕讀傳家」及「半耕半讀」是人人熟知的口語,這是中國農業社會下對他們子弟的一種普遍的期望,因為只要能夠讀書,就有求仕進的機會,因為在農業社會中最具有尊榮地位之職業便是當官,而循正統途徑當官的前提,便是讀書成為士人並參加科舉考試。所以,父親種地為業,以讓兒子有讀書成名的機會,若是有兩個兒子,則哥哥多做一些讓弟弟多些時間來唸書,如果有三個兒子,他們更可設法讓小弟弟空出整個時間來讀書,這都是在中國社會中尋常可見到的實際景況,而諺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指此(註十三)。

亦有進者,梁漱溟更認為中國社會並未形成階級對立,而以為「在中國耕與讀之兩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士與農不隔,士與工商亦豈隔絕?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則為階級之對立;而通則職業配合相需之徵也」(註十四),亦隱約透露出因缺乏階級對立而容有四民之間社會流動的可能性。所以,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義,就是士與其他三民的有機聯繫以及代表其他三民參政議政以「通上下」,而科舉制度所具有的社會功能,正是士與其他三民維持有機聯繫的主要渠道(註十五)。

上述中國獨特的社會政治體系本質之形成,除了說明係由科舉制度承擔著聯合的機制之功能外,同時,也進一步透露出科舉考試制度所起的聯合機制作用的社會功能,則是將地主階層、士人階層及官僚階層聯繫成為三位一體,而此三位一體又構成了中國特有「士紳社會」(註十六)。在這樣的「士紳社會」下,農民地主擁有了土地財富,可使子弟受到充分的教育,並參加考試以致仕,而他們便可以回過頭來照顧自己的家族,使之成為「耕讀世家」。類此「耕讀世家」為地方上之「望族」,他們在地方上有崇高的地位,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協助維持了地方上的安定(註十七)。此外,根據蕭公權先生的研究指出,明清社會中,凡生員以上有科名並在地方上享有特殊社會地位的「紳士」,在地方上參與建設,幫助推行政令,貢獻財力,分擔濟荒救貧的工作,也負責推動地方的教育,把政府的官定理念灌輸給民眾,可以說是中央政府和百姓之間的中介,角色和地位都十分重要(註十八)。這些例子,均說明了科舉制度促進「士紳社會」之興起,並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具有相當穩定基礎的原因。

總體而言,傳統的中國士人是以耕讀傳家為標榜的。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而發起於農村,然後通過了層層的科舉考試到城市為官。而在其仕宦生涯中,或因做官候缺、丁憂、告老或遭罷黜流放,多半還是返回農村鄉間之原籍,或是流放至落後不毛之地。所以,中國傳統上致仕的讀書人,大體上都是拔起於適於養育才情兼茂與品學並秀人才的農村環境,經由科舉考試制度,這些讀書人由農村轉到了政府,在政治上成就了他們一番事業後,往往再由政府平平淡淡地退歸農村。即使在城市住下的,也無形中將城市鄉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因為他們總有一些小小的園林建築,帶著極濃重極生動的鄉村與山林的自然天趣(註十九),而這也可看作是科舉制度對於農村與城市在文化上流傳與互動的一項功能。因此,在科舉制度所強化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充滿著文藝氣息與重視讀書價值觀的社會,而在這樣一種社會價值觀的孕育之下,對於「文治社會」與「文治政府」的價值,乃成為人民普遍具有高度信賴感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基礎。

伍、廢科舉與民初軍閥亂政之關係(代結論)

科舉考試制度的功能是多元面向的,並非僅侷限於教育這單一層面。但是,清廷卻將科舉考試視為阻礙新式教育的最直接原因,使得科舉考試最終仍難逃驟然廢除的命運,並讓士人們的人生意義也都頓然迷惘而失去了方向。因為,傳統社會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讀,從耕讀到政教的路前已較難,但終未斷絕;如今此路不通,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上昇性社會變動途徑不得不轉向,新辦學堂不論從制度上和數量上均不足以取代,而期望在社會階梯上昇等的人卻並未稍減,社會動盪的一個重要造因已隱伏在那裡了(註二十)。

自科舉廢除後,舊秩序喪失了原來的知識根據,並且從而喪失了原來的哲學思想內聚力。繼起的學生階級,勢將遭受零亂不完整的中西知識思想的連連打擊。從此教育就變成各色成分的混雜,學生學了一科科專門知識技能,這些知識本身卻不能建立起一個道德秩序。理學的綜合知識已經無用,一時卻又找不到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註二十一)。在傳統的中國士人與知識份子頓失維護「道統」與「治統」的光榮責任與義務之情形下,使得更為廣大的傳統讀書人之地位驟然下降,加以面對西方列強的不斷進侵,前面所謂隱伏的社會動盪造因所產生的一個結果,本文則認為與民初的軍閥亂政不無關係。

滿清末年由於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乃興起了「尚武精神」的思想,這是伴隨著近代民族主義而對西方挑戰的一個回應,本應屬事理之當然的發展。例如,一九O四年四月,官方之學部奏請宣示新的教育宗旨,已將「尚武」與忠君、尊孔、崇實列在差不多同等重要的地位,並明確規定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而維新派的知識份子如梁啟超,亦在其《新民說》及《過渡時代論》等論著中,將「尚武精神」視為鑄造一代新民的重要內涵,凡此皆顯示了中國社會文弛武張的變遷跡象。不過,清末不同的社會集團紛紛主張「尚武」,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但其目的與內涵是不可能一致的,結果造就出了一代乃至數代具有不同政治關懷的軍人和軍事集團。從歷史結局來看,清末廢科舉並提倡尚武,除了讓清政府失去了傳統士紳的支持外,所編練的新軍卻又未能如同武舉出身的軍人那樣地對皇上忠誠,於是反清革命之所以獲得新軍響應,但革命成功後的軍隊,卻依然缺乏軍隊國家化的觀念,而近代軍閥政治於焉產生(註二十二)。

雖然,廢除科舉並非意味著即為導致民初軍閥政治興起的直接原因,但是廢除科舉代表著文人地位的下降,乃至於「尚武精神」之興起而壓制了中國「文治社會」的傳統,使得軍人以武力參與政治並進而執掌政權,缺少了以往在「文治社會」中抑制軍人掌政權的社會力量。事實上,早在滿清末年起,軍閥就已經在政治上佔有一定的地位,滿清皇位的顛覆,實際上是由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軍閥官僚派三種勢力的共同動作所致,而自推倒滿清帝制以來,中國政治上的鬥爭,也常常是革命派和軍閥官僚派的鬥爭,立憲派則處於因利乘便的地位。例如,武昌一發難,漢陽的激戰表面上是革命軍和清軍的鬥爭,實際上便是革命軍和北洋軍閥鬥爭的開始;在兩方議和的當中,表面上是民軍與清廷的爭執,實際上也是革命派與北洋軍閥派暗鬥的開始(註二十三)。

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後,卻隨即陷入了軍閥亂政與割據的局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治政府」的中斷。其後,蔣介石以廣州為基地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揮軍北伐,才在民國十七年完成了全中國的統一。而北伐軍在總兵力與軍事裝備都遠不及北洋軍閥的情形下,卻能夠在兩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的北伐統一壯舉,其中原因固然繁多且亦值得探究。但此處本文所要指出的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中國傳統「文治主義」觀念與價值在北伐軍的號召下發酵,使得在這場北伐統一的軍事行動中起了作用。藉由這樣的討論,從而反證「文治政府」因廢除科舉制度而導致衰落中斷,卻再因「文治主義」的復興而承續了「文治社會」與「文治政府」的契機。

北伐軍的構成是以黃補軍校為主體,這是孫中山先生為建立黨的武裝力量而成立的一支軍隊。而這支軍隊的建立,精神武裝上當然是以建立孫中山主張之民有、民治及民享的新中國,以及實現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的新中國政府為其鵠的。尤其,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特別彰顯沿襲中國傳統科舉制度的考試權,基本上就應理解為他是個「文治政府」的擁護者。也因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南方政府北伐軍,就被視為致力於承續「文治政府」的武力,而不同於北洋軍閥之武力統治的軍閥政府。北伐軍之所以能夠讓民眾感覺到,這支軍隊只是以軍事武力作為恢復文治政府的手段,其中黨與軍的結合,而且係以黨治軍則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宋子文曾明確表示:「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軍,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註二十四)。這對北方處於軍閥亂政與割據的情勢來說,應該具有相當的號召力。

相對於北方的情勢而言,北洋時期文武間的緊張是一全國的問題,南人之反對北洋駐防,多少也有文人反對武人統治的意味。而北方的武人不僅凌駕於文人之上,同時也疏離文人,文武之間既緊張又疏離是北洋統治失去合理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在南方,文武之間也有不同程度的緊張和疏離,但黨的存在卻能起到消彌緊張和整合雙方的作用。是故,北伐軍因為有黨組織的存在,而有助於消彌文武之間的緊張和疏離。並且,理論上黨是屬於文人一方的,且通常「維護黨權」即是強調文人制裁武人的意思(註二十五)。所以,當時《現代評論》的一篇文章便曾指出,北方不能用文人,「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武力」,而南方則「槍與筆聯合起來,所以到處如入無人之境」(註二十六),由此皆可證明文武關係在北伐時期確實是一個決定誰勝誰負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總體而言,北伐軍在軍事力量遠不及敵軍的情況下獲勝,其克敵致勝的因素顯然主要是非軍事的。在這些因素中,「打倒軍閥」這一政治口號向國人展示的要用「文治主義」取代「黷武主義」的政治前景,以及它所造成的人心向背,應當是南方取勝的重要因素(註二十七)。由此,本文回溯地證明,從北伐軍以恢復與承續「文治政府」的願景而獲得勝利,說明了「文治政府」應是中國政治上的常態;但當滿清末年廢除科舉考試後,對於「文治政府」與「文治社會」的根基,卻造成了相當程度的侵蝕,影響所及的是政治上的文弛武張,並導致給予了武人專擅亂政的機會。所以,清末廢除科舉考試制度,對於民初軍閥亂政的混亂局面,應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

註 釋

註一:錢 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台灣商務,1999年1月,初版4刷),頁94-103。

註二: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台北:正中書局,1989年),頁219-220。

註三:錢 穆,政學私言(台北:台灣商務,1996年,台2版),頁140-141。

註四:錢 穆,同註1書,頁157-158。

註五:李弘祺,「科舉-隨唐至明清的考試制度」,載於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台北:聯經,2000年),頁270。

註六:許南雄,人事行政學(台北:商鼎文化,1994年5月,2版),頁167-168。

註七:參閱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台北:台灣商務,2000年3月,台一版二刷),頁38-58。

註八: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1986年11月,2版2刷),頁80。

註九: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香港:集賢社,1992年修訂版),頁272。

註十: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台中:中央書局,1956年)頁144-145。

註十一:繆 鉞,「二千年來中國士人的兩個情節」,中國文化,第4期,頁97。

註十二: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1986年11月,2版2刷),頁79。

註十三:梁漱溟,前揭書,頁183。錢 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頁248。

註十四:梁漱溟,同前註

註十五: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頁346。

註十六:金耀基,前揭書,頁79。

註十七:李弘祺,前揭文,頁292。

註十八:蕭公權,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轉引自,李弘祺,前揭文,頁291。

註十九:錢 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頁161。

註二十:羅志田,前揭文,頁359。

註二十一:John King Fairbank & Merle Goldman 著,薛 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台北:正中書局,2001年),頁272。

註二十二:楊天宏,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27-132。

註二十三: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灣商務,1998年,台1版20刷),頁361-362。

註二十四:胡 適,「追念吳稚暉先生」,自由中國,第1卷10號,1954年1月,頁6。

註二十五: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頁114。

註二十六:無 名,「從南北到東西」,現代評論,1927年6月11日,頁5。轉引自羅志田,同前註,頁115。

註二十七:楊天宏,前揭書,頁137。

 

(本文原刊於《考銓季刊》,34期,2003年4月,頁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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