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研)092-020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八日

October  8, 2003

行政中立之研究:對傳統觀點的省思

內政組特約研究員 許立一

摘 要

本文旨在指出傳統行政理論之下的行政中立有其侷限性,作者認為界定行政中立的內涵時,應將公共行政人員實際上參與了政策制定以及其所抱持的價值一併予以思考。作者在本文中,檢視傳統行政中立觀點的限制,分從理論與實務二個層面加以剖析。根據前述分析所得,作者指出行政中立的定義應參酌時代思潮以及實際情勢,從更具人文關懷的角度,予以重新詮釋。

關鍵詞:行政中立、政治與行政分離論、黑堡宣言、正義論。

前 言

因我國政治正式邁向民主社會,並且因為政黨輪替紀元已然開啟,行政中立成為各界關注的議題。事實上,考試院早已擬定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目前正等待立法院審議。近來政治人物時而於公開場合質疑我國行政體系長年浸染於一黨主政的威權體制之下,可能無法接受政黨更替執政之事實或於選舉過程中保持超然立場,引發朝野對此給予高度的重視。因此,行政中立幾乎為人認為等同於公共行政人員政黨立場之中立(或至少不應因此影響行政行為)以及參與政黨活動之限制。然而深入審視行政中立之內涵,實則可發現政黨立場之中立或政治活動之限制,僅屬行政中立內涵的一部分而已。申言之,本文認為公共行政人員應謹守政黨立場中立為行政中立之基調,對於公共行政人員參與政黨活動應予以某種程度限制之理念表示贊同,但作者在本文中所欲探討的重點卻是在於,重新檢視公共行政人員於政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所採取的價值立場。換言之,作者希望凸顯公共行政人員不僅是政策執行者(policy implementer),同時也是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的現實(Denhardt,1988: 60-62)。是以,若將行政中立的論述植基於傳統行政理論之行政與政治分離論的觀點上,將陷入其所隱藏之危機當中,導致公共行政實無法履踐其對公民所負的責任,而此責任正是公共行政參與治理之正當性的根源。

壹 、行政中立的傳統觀點

近代如美國之行政中立觀念的起源,應可溯源於一八八七年美國行政學者Woodrow Wilson為針貶政黨分贓制(spoils system)之弊端所提出之政治與行政分離論(Wilson, 1887 reprinted in 1992)。隨後,Frank J. Goodnow更進一步補充前述觀念,認為「政治為國家意志之表現,行政為國家意志之執行」,明白區分政治與行政之差異(Goodnow, 1990 reprinted in 1992)。此外,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觀察十九世紀末以來人類組織型態的發展,提出了工業社會之中組織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官僚體制,其明示了高效率的組織須將政治與人情的因素排除於外(Weber, reprinted in 1992)。再者還有學術界追求行政科學化,認為諸如政治價值等不利於科學研究的因素,應排除於公共行政的研究範圍之外。

綜合前述,近代西方行政中立觀念興起之主要因素,可扼要地歸納臚列如下:

第一、工業社會對高效率組織的重視,因而行政組織亦被要求應仿效之,是以政治、人情因素應予排除。

第二、美國社會對十九世紀盛行的政黨分贓制之弊病深惡痛絕。第三、公共行政知識研究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取向於價值中立之科學主義。

總言之,主流的論述採取了以下的立場:公共行政若能與政治、價值因素分離,則行政效率以及行政科學始能獲致。上述的觀念影響所及,建立了現行的永業文官制度。以下茲簡略敘述,論者對於行政中立一詞的界定。

一、定義

雖然行政中立之意涵甚廣,不過一般咸認其應包括如下的內容:

公共行政人員對政治事務保持中立、客觀及公平的立場,以國家、人民的整體利益為考慮,並非指絕對不可涉入政治事務,但不可涉入政爭。公共行政人員不參與政黨政治、不受政治因素影響,不介入政治活動即所謂政治中立。公共行政人員受公共行政人員法保障,不受政黨特權、遵守行政法制、維護行政安定,即謂行政中立(陳德禹,1993:6-7;許南雄,1993:9)。就上述定義,茲將其中所包含的幾個概念進一步細述如下:

(一)公共行政人員 所謂公共行政人員意指永業的官員,即所謂事務官,不隨執政黨之更替對其公職生涯構成威脅(許南雄,1993:7-8)。

(二)政策執行者 此一概念來自前項概念,換言之,事務官之角色為政策之執行者。政策制定之決策權,並非事務官之職責。故而,行政中立乃發生於政策執行的過程,而非政策制定。因此,公共行政人員對執政黨所制定之政策忠誠加以執行(政策須以不違反憲法、法律為前題),無論執政黨為何(Ellis, 1989: 86)。

(三)中立、客觀及公平 公共行政人員執行政策之際,對任何黨派、團體,切實依照政策內涵之規範,採取應有之作為,並不得因個人之偏好愛惡,左右政策之內容與結果。

(四)非不可涉入政治事務,但不可涉入政爭 公共行政人員並非不得參與政治活動,尤其民主體制之下,憲法保障人民參政權以及自由權。同時政黨政治盛行,加入政黨參與政黨活動,自是十分普遍,即使公共行政人員亦不例外。但永業公共行政人員制度之維繫,實賴公共行政人員扮演政策執行角色之際,摒棄政治立場之成見,更不應堅持政治立場介入政治鬥爭。職此之故,公共行政人員之政治活動應予限制,在所難免。

二、行政中立之目的

公共行政人員應嚴守中立之理由,論者見解頗多,然而其論點可整合歸納如下(許濱松,1988:6;陳德禹,l993a:9):

第一、公共行政人員謹守立場超然,不致於政策執行之際,濫用裁量權偏私特定黨派、團體,造成公共政策淪為私器。

第二、永業公共行政人員體制得以確立,促使公共行政永續進行,否則國家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福祉難獲保障(Ellis, 1989: 84)。根據上述理由觀之,行政中立之最終目的其實是在確保公共利益。

貳、傳統行政中立觀點的限制

在新公共行政提出之後,行政學者多已體認政治與行政無法截然二分的現實,當代論者對於行政中立之觀點亦有較為彈性之見解,不再將之嚴格界定為公共行政人員不得涉入政治活動。然而,所謂行政中立往往為論者或實務人員界定為政黨立場之中立,而著重於公共行政人員僅應扮演政策執行之角色,但本文以下將分從理論與實務二個層面,重行檢視前述觀點的限制。

一、理論面 作者首先將提出一些理論性觀點,凸顯傳統觀點之下的行政中立論述的弔詭,並且指出諸如新公共行政以及黑堡宣言的挑戰,行政中立的傳統觀點實有必要重新檢討。

(一)公共行政人員應為憲政詮釋者

一九七○年代提出的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cf. Marini, 1971)對於傳統行政理論的政治與行政分離論之主張大加撻伐,政治與行政分離論即前述行政中立傳統觀點的哲學基礎--例如將公共行政人員視為純粹的政策執行者、主張價值中立等。一九八○年代延續新公共行政基本立場的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其試圖為公共行政及其人員在治理中的正當性提出辯護,更具體地主張公共行政人員應扮演憲政詮釋者(cf. Wamsley et al., 1990;許立一,2001)。同時,亦有多位學者相繼提出有別於傳統觀點的主張,認為今日的公共行政人員不僅為一群分析政策或執行政策的專家,更應為政策的倡導者(advocates)、教育家(Barth, 1996: 173-178; Wamsley et al., 1990: 50),此外應採取前瞻的行政風格(Harmon, 1981: l55-161),扮演公共事務及社會未來遠景設計者的角色(Jun, 1986: 87-96)。

從憲政制度設計的角度剖析公共行政人員所應扮演的角色,更可凸顯其作為憲政詮釋者的正當性。學者Thomas J. Barth認為,公共行政其實是服務於眾多老闆,意即,憲政制度當中之總統、國會、以及法院都是公共行政應該提供服務的部門(Barth, 1996: 176-178)。所以,公共行政人員不應被視為只是總統或是行政院長的部屬而已,他(她)們其實是必須向多重的上級負責的角色。也因此,公共行政人員必須在三個部門互動過程中,不時地從事憲政詮釋的工作。誠如學者John Rohr言道:「行政人員應該運用其裁量權,維繫憲政權力的均衡,以確保個別部門的權利」(Rohr, 1990: 80)。至於,公共行政為何得以具備此種提供專業、擔任折衝角色的正當性?Rohr認為,公共行政人員宣誓效忠憲法,此種宣示一方面正當化了行政人員的專業自主權,另一方面則是宣誓的對象--憲法本身,可以將此種專業自主性限定在可接受的範圍(Rohr, 1986: 187-194)。因此,公共行政人員可以基於憲法正當地行使他(她)們的專業權力,其範圍以維繫憲政體制為限,依此觀點,當國家陷入憲政爭端時,公共行政當然應該扮演上述角色。最重要的是,公共行政人員所提供的服務應是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所以對於人民的忠誠自然高於前述各個憲政部門。

前述對於公共行政人員角色的主張,必然使行政中立的空間大為縮減,甚至所謂行政中立,反而可能阻礙公共行政為社會提供良善生活作出貢獻,成為公共行政人員規避良知責任(responsibility)的護身符。

(二)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對行政中立論述形成挑戰

基本上,公共選擇論乃是將經濟學的理論用於非市場(即政治)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必然參與利益競逐並扮演主要角色(Dunleavy & O'Leary, 1987: 75-86)。是以,民選的政治人物或政務官必以連任與選票為施政的主要考量,而官僚體系將致力於管轄權、編制人員、經費預算的擴張與增加(cf. Dye, 1992)。以上公共選擇理論的主張,無疑對行政中立的論述形成了嚴苛的挑戰。它似乎是明白地指出了,國家機關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公共政策常是政府追求自利之手段,因之行政中立根本是一種空談。

(三)公共利益的模糊性導致行政中立的界定產生困境 在傳統的觀點當中,行政中立乃是確保公共利益的必要條之一。社會公平正義之實現亦為達成公共利益的指標之一,意即公共行政實現公平正義,當然是達成公共利益的一種表現。然而,所謂公平正義卻因為不同的論述觀點而產生不同的內涵,進而行政中立亦可能因此產生不同的內涵,而不同的行政中立之內涵彼此甚至可能相互對立。 舉例言之,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觀點下的公平正義認為,公共行政為提供一個穩定全之社會,使每一個個體得以自由競爭的政府,管制最少的政府即是好的政府。即使必須透過管制以維繫自由競爭之機制,政府所提供之公共政策,仍必須以「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考量。亦即,在此觀點之下,最多人之最大幸福乃正義之標準,故而公共利益就是社會中多數人的利益。此種觀點屬目的論(teleology),也就是根據結果以評估公利益之實現與否的觀點(cf. Denhardt, 1988: 49-51)。 反之,美國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在其名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一書中,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界定,則是採取義務論(deontology)的觀點,抱持更具人文關懷的立場(Denhardt, 1988: 45-48)。Rawls提出的正義原則,分為兩個部分,茲臚列如下(Rawls, 1971: 60):

第一,每一個人對於基本的自由,享有與他人相同的權利。

第二,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以如下的兩個原則予以調處:(1)合理地促使每一個人皆能獲利;(2)地位與職位向所有人開放。

Rawls認為以上的兩項原則,適用於社會的基本結構,它們導引了權利和義務的賦予,並且約束社會與經濟利益的分配。首先,在第一項原則方面,就實務上的應用而言,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諸如言論自由、私有財產權、法治之下的人身自由權等,此些權利皆應基於第一項原則獲得保障,亦即在一個正義的社會當中,公民對此享有平等的基本權利(Rawls, 1971: 61)。

其次,對於第二項原則,Rawls又稱之為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cf. Rawls, 1971: 75)。關於此一原則的應用,Rawls認為應將之用於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以及組織的設計之上,在權威、責任或指揮鍊(chains of command)中運用差異。他指出,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無須平等,但必須使每一個人獲得利益,但在此同時,權威的地位(positions of authority)和指揮的職務(offices of command),應讓所有人皆有機會擔任。因此在實務上,人們可以透過職位對所有人開放此一原則,促成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促使所有人皆能獲得利益(Rawls, 1971: 61)。此一「劣勢者利益極大化」之主張,對功利主義而言乃是一種反動,意即公共行政應顧及社會中弱勢團體之利益,並在制定與弱勢團體有關之公共政策時,抱持促使該標的團體獲益最大的態度,即便此一政策對社會中多數人造成損失,仍然義無反顧。因之,社會之公平正義買現於扶弱濟貧,公共利益應該普遍考量社會中每一個階層的利益,摒棄化約論(reductionism)的量化觀點,意即避免將公共利益過度簡化成數理公式而予以衡量,形成社會中的「多數暴力」。支持Rawls公共行政除應確保憲政主義所揭示之自由權的平等之外,進而主張其所謂「差別原則」--劣勢者利益極大化。 事務官於政策執行的層次,固當嚴守依法行政之原則,不應違背政策內涵,偏私任何一方。然而,就其參與政策制定的層次,依羅思之觀點,所謂行政中立之概念顯然將成為實現公平正義之社會的阻礙,並明顯呼應功利主義的理念。易言之,若未能重視事務官政策制定的角色,卻將行政中立奉為圭桌加諸於其之上,勢將導致前述所謂「多數暴力」或實質上偏私於強勢團體,則行政中立無疑將成為社會不公的主因之一。據此,傳統行政中立所謂之公平,如今應作修正,強調倫理典範變遷所導致之行政中立實質內涵的改變(Hart, 1994; Denhardt, 1988: 10-11)。

以上分從三個角度探討行政中立在理論上所遭遇之困境,本文以下將進一步論述行政中立於實務層面上所遭逢之困境。

二、實務面 在實務面,吾人可以發現公共行政人員的日常實務作為,其實與前述行政中立之一般性定義中所作的描述,並不相符。亦即,公共行政人員或稱事務官總是不免要涉入政治運作,例如直接與民眾溝通或協商,或者是在政策規劃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上述有關理論面的討論,可由實務面的分析,得到更為充分的支持。

(一)多元主義之政治理想的幻滅

多元主義相信國家機關(包含政府及其官僚)在利益競逐的過程之中,抱持中立被動的立場,在規範論述的層次,多元主義主張社會中的價值是多元性的,而所有的價值皆應獲得充分的表意機會(Dunleavy & O'Leary, 1987: 41-59);在實務運作的層次,多元主義的政治過程所呈現的特徵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利益團體競爭後的均衡(cf. Dye, 1992)。規範性的多元主義固然是一種值得讚揚的理念,然而在政治的實際運作上,它卻漠視了強勢團體的利益壟斷,導致弱勢團體遭到邊緣化的窘境。

舉例言之,學者Theodore J. Lowi就曾指出,利益團體介入民主政治的運作,實際上造成了一種「利益團體自由主義」(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的現象(Lowi, 1979: 50-61),其意為強勢團體得到較多利益卻由大眾負擔成本(吳定等,1990:297)。抑有進者,治理過程被強勢利益團體所壟斷、把持。因此,所謂公共利益似乎等同於社會當中那些能見度高、組織健全、成員眾多、財力豐厚、人脈廣闊、或是接近權力核心的利益團體所主張的利益。至於,某些能見度低、組織不良、或根本沒有組織的弱勢者與沈默大眾,他(她)們的需求似乎不被公共利益所涵蓋(Wamsley et al., 1990: 33)。政治系統的權力分配原應具備代表性和多元性,但在前述利益團體的壟斷之下,卻產生了代議制度的選舉機制之結構性偏差,形成利益寡占(江岷欽、林鍾沂,1995)。政府採取不作為的立場,漠視弱肉強食,其形同對於強勢團體的消極性支持(Jones, 1989: 25-27),實質的行政中立並未展現,反而等於「利益走私」。追求所謂行政中立的後果,卻是公共利益不復存在。

(二)事務官於政策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現代社會行政機關職能日益擴張,社會分化導致行政專業化,公共行政人員必須擁有專業知識以因應人民需求,故而政策亦充滿專業性。政務官為政治任命多半不以專業背景為考量,即使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卻因選戰勝敗時有更替,無法久任一職,導致熟悉掌控全盤政策的能力受限(Denhardt, 1988: l9-20; 60-61)。意即民主社會中人民期望政府所應提供之公共利益,無法經由民選官員或政務官完全技得保障。

因此,政策制定過程中(無論在行政機關內部或在立法機關)事務官受到倚重日深。儘管名義上政務官為政策決策者而事務官為執行者,實質上政務官因能力、結構上的限制,事務官因而必須擔負絕大部分的工作,並參與決策或者政務官之決策受事務官之意見影響極大。因而,論者認為公共行政人員實際從事政治決策,卻缺乏適當的道德規範力以約束(Henry, 1992: 391; Denhardt,1988: 11-12)。其原因無非是要求事務官緊守齊頭式的行政中立,迫使公共行政漠視社會的不公平。

(三)行政中立可能淪為官僚惰性的藉口

行政中立原本為民主政治所衍生之產物,目的為創造效率廉能的官僚體系,期對人民提供高品質的公共服務(避免政治分贓所帶來之社會動盪以及強調官僚的專業服務)。然而,民主政治的民意偏好瞬息萬變,政策隨之變動,導致公共行政的目標、任務模糊且不確定。公共行政人員對於政策制定過程的參與程度愈低,此種模糊與不確定性隨之降低。換言之,行政中立成為公共行政人員降低社會心理方面不安全感的主要防線(Ellis,1989,pp.91-92)。從而,行政中立之所以成為公共行政的信念,而且實證顯示公共行政人員普遍認同行政中立為其行為的重要原則(Maranto & Skelley, 1992),並非基於對民主政治的體認,而是來自公共行政人員保障己身的一種心態。如此,公共行政可能因為假藉行政中立作為粉飾的官僚體制之惰性,而永遠無法瞭解人民真正的需求。

學者Anthony Downs在《官僚內幕》(Inside Bureaucracy)一書中,根據市場經濟學的觀點,針對官僚制度和公共行政進行分析,其認為偏好於理性計算的官僚,具有七種常見的「官僚體系的意識型態」(bureaucracy ideology)(Downs, 1967: 242-243)。本文認為,其正可用以補充說明官僚假行政中立之名行怠惰之實的病徵,茲將其臚列如下:

第一,官僚往往強調其活動所能帶來的正面利益,卻對所需付出的成本避重就輕;

第二,維持或進一步擴張官僚活動的情形時而可見,反之,卻未見任何官僚活動的縮減;

第三,官僚只有在遭到他人侵犯管轄權,或是自己本身侵犯他人管轄權時,才會精確地評估本身的權限;

第四,官僚會強調其為整體社會或多數民眾提供利益,而非針對「特定利益」提供服務;

第五,官僚會吹噓目前的表現處於高水準的狀態,或是高績效的表現可以預見;

第六,雖然,官僚在陳述政策時,往往較政黨的說詞更為明確與精緻,但是,為了避免民眾發現其缺乏效率的真相,他們還是經常保持相當程度的空泛性;

第七,官僚總是強調他們的成就和能力,卻刻意低調處理他們的失敗與無能。

(四)臺灣的行政生態

台灣的行政生態致使行政中立產生困境可分為行政體系內、外二個方面加以說明。

1. 行政機關內部 公共行政人員的工作情境不可能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影響,在公共行政人員永業制高度發展的國家尚且如此,何況如我國中、高階公共行政人員深受政治因素左右其前景者。就我國而言,永業公共行政人員體制行之經年,卻捉襟見拙,諸如常務次長隨部會首長進退;常務次長轉任政務次長;公共行政人員與黨官互通交流;公共行政人員昇遷視主管好惡、親疏而定(基於派系、五同關係等)(天下雜誌,1994/11:l25)。

2. 行政機關外部 無論政策的制定或執行,民意代表不當干預行政,已為我國公共行政陳痾。近年由於政治風氣開放,此等惡習變本加厲,甚至價碼公開甚囂塵上,尤其於政策執行之際,即使公共行政人員希望秉持良知堅守政策內容依法行政,亦往往感嘆無能為力,公僕難為(天下雜誌,1994/11:l34-135)。

參、行政中立概念的重新詮解

綜上所述,行政中立無論在理論與實務方面皆呈現困境。然而,困境並非牢不可破,尤其在理論層面的困境其實是源自於傳統行政理論的限制,因此吾人有必要參酌當代公共行政思潮,特別是新公共行政及黑堡宣言的主張,對行政中立的內涵賦予新的詮釋。此外,我國在實踐行政中立時所遭遇之困境,諸如事務官易受政治干擾與民意代表的不當關說,則有待行政中立法制之建立,以及成熟的民主政治、社會、行政文化之養成始得解決。更重要者,將更巨人文關懷取向的正義觀--如Rawls的正義論--注入行政中立的概念意涵之中,重新界定其意義,亦有助於解決理論與實務上之困境。本文根據前述分析所得,將行政中立之概念內涵嘗試性地重新詮釋如下:

行政中立之定義不應漠視公共行政人員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更不應造成多元主義可能產生的「利益走私」窘境,而形成實質的「行政不中立」。易言之,行政中立的定義應該順應當代公平正義之思潮演變,加入扶弱濟貧的基本價值觀,以及參酌公共行政人員介入政策制定過程甚深,實際上為政策主要形塑者的實情,將行政中立之定義修改為「公共行政人員本其職責,不應不當偏私於任何黨派、團體,而且應以不犧牲社會中少數或弱勢之利益為前提」。唯「公共行政人員不得被迫或自願涉入政爭,或受到政治迫害,及過度參與政治活動以私害公」此一原則仍應堅持,因為此乃是行政中立的基調。 茲就上述定義,補充說明如后。 第一、前指所謂之「本其職責」乃著眼於事務官於政策制定過程涉入甚深,摒棄以往將之角色限定於單純的政策「執行者」(implementer or executor)。因此,以「本其職責」取代「執行職務」,泛指事務官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一切作為,應較能契合實際的情況。 第二、前述所謂之「不當」偏私,意指事務官參與政策之制定,應維護處於劣勢地位之標的人口的最大利益。因此,扶弱濟貧不但非屬不當之公務行為,反而應為公共行政之信念,避免以往矯枉過正,造成目標錯置(displacement of goal)之病態。所以,特別加入「不犧牲社會中少數或弱勢之利益為前提」之觀念。

最後,作者主張,行政中立之核心亦在避免公共行政人員受到政治迫害,以及過度涉入政治活動以私害公(李惠明,1994:53)。因此,應透過政治活動中立法制的建立,保障公共行政人員免於政治侵害及約束公共行政人員政治活動,如「公共行政人員保障法」及「政治活動規範」(施能傑,1994:20)。抑有進者,作者認為本文中對於行政中立的修正觀點,如事務官實際上已參與政策之制定、不犧牲社會中少數或弱勢之利益為前提等,也應落實在法制當中,例如在「公務倫理典則」或「行政倫理行為規範」以及「行政程序規範」加以具體規範。

綜上所述,本文並不將行政中立之概念侷限於傳統行政理論所界定的範圍,作者認為當今吾人思考行政中立時,應將公共行政人員參與政策制定過程所抱持的價值與實際作為一併予以思考。所以行政中立的內涵應參酌時代思潮以及實際情勢,以更具人文關懷的角度--鼓勵公共行政人員參與政策規劃時,以關照社會當中弱勢或少數利益為前提--賦以新的詮釋,俾解決今日行政中立所遭遇之理論上的困境,提供克服實務上之困境的建言。

參考資料

天下雜誌

1994年11月 〈政府再造特刊〉,頁116-168。

江岷欽、林鍾沂

1995 《公共組織論》,台北:國立空大。

李惠明

1994 〈簡介英國公務人員政治活動規範〉,《人事月刊》,第19卷,第6期,頁53-59。

李惠明

1995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簡析〉,《人事月刊》,第20卷,第1期,頁71-77。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

1990 《行政學》,台北:空中大學。

吳瓊恩

1992 《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

施能傑

1994 〈公共行政人員中立:從概念化到法制化〉,《人事月刊》,,第19卷,第6期,頁19-26。

侯景芳

1994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簡介〉,《人事月刊》,第19卷,第6期,頁60-65。

許立一

2001 《公共行政的黑堡觀點及其認識論之研究》,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博士 論文,未出版。

許南雄

1994 〈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體制〉,《中國行政》,第54期,頁1-13。許濱松

1988 〈如何建立公共行政人員中立體制-從外國制度談起化〉,《人事月刊》,第7卷,第5期,頁4-13。

1994 〈英美公務員政治中立之研究-兼論我國公務員政治中立應有之做法〉,中研院歐美研究所主辦「公共行政人員體制之跨國比較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陳德禹

1988 〈國家發展與行政中立〉,《中國論壇〉,第26卷,第311期,頁6-9。

1993 〈公共行政人員中立的理論與實際(上)〉,《人事月刊》,第16卷,第1期,頁5-10。

1993 〈公共行政人員中立的理論與實際(下)〉,《人事月刊》,第16卷,第2期,頁 5-10。張潤書

1998 《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張世杰、黃新福、許世雨、倪達仁、張瓊玲、陳愷譯 R. Denhardt著

1994 《公共組織理論》,台北:五南。

趙敦華

1992 《勞斯的正義論解說》,台北:遠流。

Barth, T. J. (1996). Administer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Facilitative Role for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 G. L. Wamsley & J. F. Wolf (Eds.). Refounding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rn Paradoxes, Postmodern Challenges (168-197). Thousand Oaks, C. A.: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oper, T. L. (1990). The Responsible Administrator: An Approach to Ethic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ole. (3rd Ed.).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ossey Bass Publishers.

Denhardt, K. G. (1988). The Ethics of Public Service: Resolving Moral Dilemmas in Public Organiza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 Greenwood Press.

Downs, A.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Dunleavy, P., & O'Leary B. (1987).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Dye, T. R. (1992).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7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Ellis, A. (1989). Neutrality and the Civil Service. In R. E. Goodin & A. Reeve (Eds.), Liberal Neutrality, 84-105. London: TJ Press.

Goodnow, F. J. (1992).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Reprinted In J. M. Shafritz & A. C. Hyde (Eds.),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Ed.) (25-28). Pacific Grove, C. A.: Book/Cole Publishing Company.

Harman, M. (1981). Action Theor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N. Y.: Longman Inc.

Harmon, M. M., & Mayer, R. T. (1986). Organization Theor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Jones, P. (1989). The Ideal of the Neutral State. In R. E. Goodin & A. Reeve (Eds.), Liberal Neutrality (9-38). London: TJ Press.

Jun, J. S. (1986).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sign and Problem Solving. New York, N. Y.: Macmillan Publishers.

Lowi, T. J. (1979). The End of Liberalism. (2 Eds.). New York, N. Y.: W. W. Norton.

Maranto, R., & Skelley, B. D. (1992). Neutrality: An Enduring Principle of the Federal Servic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2, No. 3, 173-186.

Marini, F. (1971). (Ed.). 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Minnowbrook Perspective. New York, N. Y.: Chandler Publishing Co..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hr, J. A. (1990). The Constitutional Cas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Gary L. Wamsley et al. (Co-authored), 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52-95). Newbury Park, C. A.: Sage.

Rosenbloom, D. H., & Kravchuk R. S. (2002).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 (5th Ed.). New York, N. Y.: McGraw-Hill Book Co..

Wamsley, G. L., Bacher, R. N., Goodsell, C. T., Kronenberg, P. S., Rohr, J. A., Stivers, C. M., White, O. F., & Wolf, J. F. (1990).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Gary L. Wamsley et al. (Co-authored), 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31-51). Newbury Park, C. A.: Sage.

Weber, M. (1992). Bureaucracy. In J. M. Shafritz & A. C. Hyde (Eds.), Classic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Ed.) (248-268). Pacific Grove, C. A.: Book/Cole Publishing Company.

Wilson, W. (1992).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Reprinted In J. M. Shafritz & A. C. Hyde (Eds.),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Ed.) (11-24). Pacific Grove, C. A.: Book/Cole Publishing Company.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6號
16 Hang Chow South Road, Sec 1,Taipei 100,Taiwan,R.O.C.
Tel:886-2-2343-3399
Fax:886-2-2343-3357
Email:npf@npf.org.tw


回上一頁


Copyright (C) 2000 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