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法治為一體之兩面缺一不可」，這句話不少人皆能琅琅上口；但一旦談到台灣政情，多數人卻往往患了偏頭痛，只選擇性的記得其中之一的可貴性。

過去威權政府（包括李登輝時期）為了穩固權位，經常採用兩手策略對付人民：一是以所謂的五權憲法體制，讓民意的監督幾乎形同虛設；另一則以「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炮製出一個「全民皆罪」的社會，讓反對者隨時都處於被「依法查辦」的焦慮中。

這些威權的遺緒，到了民意高漲的今天，許多不協調的場景便成了台灣民主的最大反諷。陳總統的兩顆子彈疑案與國務機要費弊案發生後，國人總算體會到，在當前的憲政體制下，我們並沒有一個合理的管道可以對元首弊案進行有效的釐清。

立法院儘管享有民意的付託，但一旦企圖調查槍擊疑案，行政體系卻以「法治」為依據，理直氣壯運用「抵抗權」全面杯葛；而總統以虛假發票報帳，立法院不僅無能調查，就連強迫總統去職也面臨了舉世超高的門檻。享受此一體制庇蔭的總統，口口聲聲談台灣民主，但法治呢？

憲政民主體制既然無法懲處總統貪瀆，紅衫軍上街便成了必然的結果。但儘管運動曾經聚集百萬人的氣勢，身兼第一大在野黨領袖的台北市長，卻以法治秩序為由，強將這股氣勢壓制了下來。沒有制衡機制的民主，法治不過是統治者箝制民意的工具；既為在野黨領袖，卻不願辭卸市長與民眾共同抗爭，顯然也是以「法治」做為維繫權位的藉口。

在「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羈縻手段下，台灣幾乎早已是個「全民皆罪」的社會。光看那滿街違建與競相逃稅的風氣，我們便不難想像，要在台灣從事反對運動需要多大的勇氣。早期的民進黨便曾感慨，台灣是個「共犯結構」。行之有年，早被視為首長變相加薪的特別費，恁誰也沒想到那句「必須用於公務」的空話，竟然有一天會成為擊垮在野領袖清譽的緊箍咒。在這樣一個便宜行事的社會中還要高談法治，除了怪自己天真，在野領袖恐怕也只能靜待司法正義了。

在野黨既然處處高談法治，最令台灣人民失望的，便是國務機要費弊案發生以來，我們迄今卻未見到在野黨針對這些弊象，提出一些具體修法的主張。

爭議發生已超過半年，在野黨若果真有心改革，至少也應提出整頓國務機要費，或執行祕密外交程序的修法建議，至少對於官員漏報財產的行為，也應提出一套具體的懲處方案。但目前看到的，卻只是情緒性的不斷發動罷免總統，或刪減總統府預算，對於問題的根源似乎完全沒有解決的對策。

身為選民，我們忍不住要懷疑，在野黨是否期待，一旦自己執政後也準備盡情發揮這些保護威權者的設計？果真如此，台灣的民主將無異於流沙上的巨廈，隨時都有傾頹的可能。

【2006-11-17/聯合報/A19版/民意論壇】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