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研)091-001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日

May 10, 2002

香港「一國兩制」

與台港關係交流 

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 李華球

前言

香港回歸中國後,基本格局是「一國兩制」初步實施還算成功,除外交、國防和涉台事務之外,中共對特別行政區沒有明顯的干預,港人得以自治。香港還是一個相對開放、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中國大陸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過,這幾年來,香港的非英化、中國化傾向也已經相當明顯。這應是北京和特區首長董建華等人算計之列的事,也可以說是屬自然發展規律。香港本來就有較特別有效的法制體制,經濟基礎不差,社會也堪稱穩定(1)。

適值「九七」回歸五週年將屆之際,我們試從「一國兩制」、經貿往來、交流互訪、香港中介角色等方面,進一步探討當前的台港情勢,作為日後觀察的參考。

壹、「一國兩制」模式

一、台灣官方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中共有關「一國兩制」的構想,原是針對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但此一理念的運用及落實,主要是受香港問題的催化所致。根據中共對其內涵之相關說明可知,「一國兩制」的「一國」是指作為主體而行使國家權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港、澳都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行使地方權力的「特別行政區」,中共雖承諾這些地區可擁有大陸省、市、區所沒有的自治權,但在大陸社會主義主體體制不變的前提下,台、港、澳最終仍須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由此可知,中共所謂的「一國兩制」乃是以大陸的「一國一制」為目標,先行將台、港、澳貶抑為地方政府,以遂其吞併的野心(2)。

二、政府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態度

對於香港在中共管治下實施「一國兩制」之現實,我政府為了香港的安定與繁榮,希望中共能確實遵守其在「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所作的「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承諾。香港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及法制健全化的成就下,不僅奠定了香港之國際地位,更有助於中國未來的民主統一。為維護「九七」後港人的權益與福祉,因此便有必要對中共在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情況加以檢視。

英國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其一九九六年十月所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出下列衡量的基準:香港立法機關不在中共壓力下執行立法工作,維持專業與受港人信任的公務員隊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能不受干預地自行編製財政預算,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具有真正的自主權,支持民主的政界人士可以繼續參與政府事務,保持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能在「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訂明的各個範疇內行使自主權等(3)。

「九七」後經長期觀察結果:香港情勢的發展,的確受制於中共未真正履行對港人的承諾,以致其民主政治及新聞自由、民生福利、社會安全的發展不如預期,值得兩岸三地同步關心,以利未來的交流與發展。

三、港人治港,「一兩國制」

近幾年來,在北京虎視、國際矚目的情況下,香港各界(包括堅持「一國」和強調「兩制」兩種人)一直在學習自治。四年來港人自治程度比英治時期似乎高些,但是自港府以下,主流精英多以北京馬首是瞻,特首董建華尤其識其實務,揣摩京意,不忘效忠,「愛國愛港」,身先士卒。如今,香港法制精神打了折扣,自由、人權保障已有所下滑,經濟顯然放緩而且競爭力已稍遜,社會上失業、貧困和治安問題也較前突出,董建華的聲望每況愈下。總的說來,非英化和中國化的影響,消極面顯然多於積極面,而這種非英化和中國化的發展,大概還會持續(4)。

在北京看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已證明大致可行。只要香港的主要潮流不是「反共、反中」,不激進主張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港府負責人懂得自處之道,當地經濟社會能維持相當程度的繁榮穩定,干預港人自治範圍內事務便無必要。反正,基本法已保障了北京的中央地位和權力,解放軍已經駐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也已經按步就班,新華分社正名為中聯辦,可以統籌中央及各省市在港之事務及活動,而港人之中不乏有心效命之士,隨時可以利用,公開干預是不必要的。可能較頭痛的倒是如何有效制約大陸人士赴港,如何防範中資與大陸官商勾結而舞弊營私,以及如何限制台灣勢力和外國因素支持所謂「反中亂港」的思想和作為(5)。

四、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由陸委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等單位的調查統計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模式是傾向反對的立場。(如附圖所示)

附圖

貳、經貿往來方面

一、台港貿易

依據財政部統計處統計資料,2001年1~8月台港貿易總額約為18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1.84%。其中台灣對香港出口約為17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1.71%,台灣自香港進口約為12億美元,亦較上年同期減少13.45%(6)。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二、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

由於全球經濟景氣衰退對大陸外貿已產生影響,大陸之進出口均有減緩跡象。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亦受影響,去年1月至7月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約為60億4千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5%(7)。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三、台港相互投資

2001年上半年台灣對香港的投資金額約為3千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37.89%,香港對台灣的投資金額則約為9千2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48.78%。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1952~2000年台灣對香港投資以國際貿易業為主,佔對港累計投資金額38%,香港對台灣投資則以金融服務業最多,佔對台累計投資金額31%(8 )。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http://www.mac.gov.tw/twhkmc/report/k94/3-1.htm)

四、由以上的統計數據可知,台港經貿往來在台港貿易總額、轉口貿易金額、相互投資等方面,出現減緩/少跡象,殊值雙方政府正視因應。

參、交流互訪方面

一、台港人員往來

2001年1~9月台灣赴香港人員約為167萬3千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23.48%;香港訪台人數則約為23萬3千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23.48%(9)。由台港人員的往來,可知兩地人民的交往熱絡,互動的頻率甚高,有助台港關係的促進,值得雙方持續重視。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二、2000-2001年之重要臺港互訪

1、香港區議會議員交流訪問團一行八人於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來臺訪問。期間拜會大陸委員會、海基會、立法院饒副院長、臺北市議會、市政府、市公所、國民黨臺北市黨部、海工會,並與港澳之友協會舉行座談。此次訪問不僅有助於臺港基層組織之相互認識與瞭解,並可增進雙方民主經驗的交流與學習。

2、港澳同胞組成七十四團共一千三百八十二人於二○○○年十月九日來臺參加國慶活動,除參與國慶典禮及國慶大會外,並參觀清泉崗空軍基地之動態表演與靜態展示,以及遊覽各大風景名勝區。由每年港澳同胞回國參與國慶典禮及活動之熱烈情況,可知港澳同胞對我之向心與支持,並有助於促進臺港澳之民間交流。

3、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馬德朗先生(Mr.John Medeiros)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拜會大陸委員會蔡主任委員英文,並參訪故宮博物院。此行有助於美方官員對我社會文化及相關情勢之瞭解與掌握。

4、臺北市馬市長英九應香港政策研究所之邀於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訪問香港。期間曾參加第二次「雙城論壇」、參訪香港市政建設及坡地整治工程,並首次與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會晤,為臺港市政經驗交流建立良好互動模式。香港媒體對馬市長訪港消息及相關談話亦多予以顯著報導,有助於香港同胞了解政府之相關政策及立場。

5、香港民權黨主席陸恭蕙女士於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拜會大陸委員會蔡主任委員英文,就臺港交流現況交換心得。此行對加強臺港間的交流與互動頗有助益,並有助於增進雙方對臺港交流之重視與探討。

6、香港臺灣商會考察團一行十二人於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來臺訪問。期間曾晉見陳總統,並赴行政院拜會張院長,以及拜會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瞿副處長、大陸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明通、新聞局綜計處吳處長水木。考察團此行就臺港經貿往來問題與各機關交換意見,應有助於臺港經貿關係之交流與合作。

7、財政部顏部長慶章及經濟建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博志於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赴香港出席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證券(CSFB)主辦的財經論壇,並發表專題演講。此行有助於我方與會之各國商界人士說明我經貿金融之發展現況,並對臺港經貿交流關係具有一定的助益。

8、香港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李卓人於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拜會大陸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明通。雙方就香港情勢與臺港問題交換意見,有助於未來臺港交流關係之發展與推動。

9、臺北經貿訪問團於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來臺訪問。期間曾晉見陳水扁總統,並拜會經濟部、大陸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工業總會、外貿協會、工商協進會、臺北市政府、臺北市議會等。訪問團此行不僅有助於促進臺港經貿關係的交流與合作,並就相關問題與各機關交換意見,對增進雙方的認識與瞭解頗有助益。

10、陳水扁總統於二○○一年五月十六日接見香港臺灣工商協會訪問團,除肯定香港臺灣工商協會對維護在港臺商權益所做的努力外,並對訪賓長年旅港經商而仍心繫臺灣,表示敬佩之意。陳總統並呼籲大陸當局及香港特區政府以更為務實的態度來處理臺港關係,並勉勵訪賓繼續發揮影響力,做為政府對港工作的後援,以期開展良好的臺港關係(10)。

肆、香港在兩岸關係互動的中介角色

根據ING霸菱公司的研究,由於赴港台灣旅客中有36%是經香港再往大陸,若兩岸直航,香港將因而損失41億元收入(2000年赴港台灣旅客總消費達114億元,佔總數的18.6%),約佔香港GDP的0.3%;即使台灣來往廣東省的貨量仍會在香港轉口,但因直航將使香港損失轉口利潤110億元左右,使香港GDP跌0.9%。同時,由於台資直接投資大陸,香港將失去作為台資進入大陸跳板的角色。基本上,上述推論是建立在經發會有關兩岸通航,以及配合加入WTO,開放兩岸直接貿易等共識順利推動的基礎上(11)。

然而,由陳水扁總統在日本「每日新聞」2001年10月4月刊出的專訪中表示:「11月WTO會議將通過兩岸入會案,兩岸在WTO架構下,對話及接觸無法避免,『三通』解禁也是協商一部份,兩岸必須擱置政治上對立,展開協商。」但大陸官員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大陸不會同意兩岸官方在世貿組織架構下談『三通』,或進行政治接觸。」、「不會同意在世貿組織或任何國際組織下,處理兩岸問題」,即顯示政治爭議使得兩岸加入WTO後的經貿關係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12)。

換言之,即使台灣在兩岸加入WTO時未引用排除相互適用條款,但由於兩岸在WTO架構下談判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兩岸能否在WTO架構下協商「三通」問題,恐怕難以在加入WTO後立刻獲得解決,加上台灣自2001年元旦開始實施的金馬離島小三通,雖然將以「一區一港」為原則,採「定點、定期、定線」方式,開放金馬與大陸福建地區的海運通航,但初期不考慮允許金馬做為台灣本島與大陸間的「中途彎靠港」,令金馬不能視為兩岸間的「第三地」,均將使台灣繼續以香港作為兩岸間之第三地(13)。因此,香港在兩岸三地的中介位置,將仍扮演重要的角色,正足以說明台港關係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結論:台港關係不容樂觀

九七後台港關係(尤其是官方、半官方關係)的發展不甚順暢,主要障礙來自北京中共的政治立場。台灣在港活動空間有越趨緊縮的現象,未來預測也不容樂觀。錢其琛七原則(還有所謂「六不准」)連同香港與北京之間的緊張疑慮,都使台港關係停滯,兩岸間的低迷也使台港間難有新進展(14)。

未來數年內,台港關係還可能更加緊縮,其原因主要在基本法第23條。北京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2000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放話,催促港府加速進行第23條立法。他說,不立法就等如不執行基本法。第23條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禁止外國和香港的政治性組織的聯繫。將來台灣的人士、團體、機構都有可能受這類法規進一步箝制(15)。

影響未來台灣關係的還有三通和WTO架構。目前台灣每年赴港、過港人次約在一百八十至九十萬。轉口貿易也很可觀。兩岸一但正式三通,香港對台灣的「第三地」角色不再,局面必然改觀。台港往來必然大大減少。在WTO架構下,台港關係在兩岸加入WTO後,必須以非政治性之經貿、文化交流為主要內容。台港兩地可能變成爭取大陸商機的競爭對手(16)。

總之,除非兩岸關係大大改善,或有其他新的有利因素,台港關係前景不容樂觀。我們必須,我們也只能相機行事,盡力而為(17)。我們以為雖然台港關係不容樂觀,但仍應積極拉近彼此的疏離,真心誠意的交往,以促進雙方的發展與交流,避免陷入「一個中國」的框架而礙手礙腳,徒失合作、成長的空間與機會。

註釋:

1、翁松燃,香港中國化與台港關係之走向,台商張老師月刊,第033期,2001年01月份。

2、中華民國政府對「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摘要<http://www.mac.gov.tw/mlpolicy/hkpolicy/860702.htm>。

3、中華民國政府對「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摘要<http://www.mac.gov.tw/mlpolicy/hkpolicy/860702.htm>。

4、翁松燃,香港中國化與台港關係之走向,台商張老師月刊,第033期,2001年01月份。

5、翁松燃,香港中國化與台港關係之走向,台商張老師月刊,第033期,2001年01月份。

6 -10、<http://www.mac.gov.tw/twhkmc/report/k94/3-1.htm>

11、蔡宏明,由兩岸三地的經濟交流觀察未來香港中介角色的發展,港澳季報,第九十四期。http://www.mac.gov.tw/twhkmc/report/k94/94index.htm

12、蔡宏明,由兩岸三地的經濟交流觀察未來香港中介角色的發展,港澳季報,第九十四期。

13、蔡宏明,由兩岸三地的經濟交流觀察未來香港中介角色的發展,港澳季報,第九十四期。

14-17翁松燃,香港中國化與台港關係之走向,台商張老師月刊,第033期,2001年01月份。

參考資料:

一、翁松燃,香港中國化與台港關係之走向,台商張老師月刊,第033期,2001年01月份。

二、蘇起,兩岸又開啟一扇機會之窗,2002/2/28,在國民黨中常會專題報告全文。

三、黃石華「一國兩制」與中國和平統一的探討,【信報財經新聞】 ,2002/4/23。

四、廖天琪:香港的沈淪,轉自《觀察》 (新世紀網 4/27/2002 ) 。

五、《香港瞭望》,遊說商界做官?美國世界日報,91.04.29。
六、恢復兩岸談判, 可考慮「手中無劍心中有劍」,【新華澳報】,2002/4/29兩岸觀察。

(本評論代表個人意見)

本文發表於2002.05.03「五年來香港社會形勢論評」研討會(淡江大學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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