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評)092-024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January 24,2003

抗拒或是出擊-台灣該如何面對大陸的崛起

國安組高級助理研究員 胡聲安

在過去十年,全球企業進行跨國產業分工,成為一股難以阻擋的浪潮,一九九O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金額為2030億美金,二OO一年快速上升為7350億美金,這個金額佔當年全球GDP 2.3%,而當年跨國企業海外分公司的銷售值,高達全球GDP的58%,海外分公司資產總值更高達全球GDP 78%。全球企業持續擴展海外佈局,一方面是以全球性的角度,找尋最具利基的海外生產基地,一方面則是因應九Ο年代後期興起的全球運籌商業模式。發展至今,是否有效進行跨國產業分工,已可作為企業優勝劣敗的重要判準。

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企業及政府究竟該如何應對呢?台灣當然可以選擇抗拒,因為我們的鄰邦日本已開先河,成為九Ο年代抗拒全球化浪潮的代表。美國的汽車業在八Ο年代被日本汽車打得抬不起頭,此後美國通用汽車,為提昇競爭力,大幅將生產基地外移,使得海外生產比重從一九八Ο年的29.2%,提昇至二ΟΟΟ年的48.1%,當年福特的海外生產比重也高達48%,而日本車廠始終不願大幅提昇跨國產業分工的比重,同年日本豐田的海外產值僅佔30%,未能及時找尋最具利基的生產基地,使得日本汽車在九Ο年代成為北美市場最大的輸家,北美市佔率從1985年的41.3%,下滑至2000年的28.1%,而來自墨西哥的美系汽車的市佔率則上升了11.8%,在北美市場,沒有人會說日本車變差了,只是美國車的競爭力大幅提升了。

日本在行動電話第一代、第二代的階段,仗恃自身商業應用技術以及龐大的內需市場,執意不與世界接軌,刻意使用自己的規格,日本的工業技術,以及在消費商品的巧思,舉世公認,直到目前2.5代手機的應用,日本仍是領先,但抗拒全球經濟整合、抗拒商品規格全球化的結果,卻使其完全錯失了行動電話的龐大商機。在這兩個產業的重大挫敗,加深了日本景氣低迷。

歷經十年演變,跨國產業分工已形成美洲、歐洲與東亞三大板塊,美國企業以墨西哥及拉美為主要基地、歐洲則以匈牙利與捷克為重鎮、東亞地區及華人世界投資大陸最高,正因吾人相較於歐美企業更具優勢。事實上,近年來IBM、Nokia、Philips、Intel等歐美大廠對大陸投資急速攀升,其大陸分公司的出口比重也持續成長,目前世界級大廠在大陸已設置超過一百個研發中心,顯示歐美企業即將把跨國佈局的觸角伸向大陸,這是值得台灣注意的趨勢。若按GDP比例推估,台商對外投資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顯示台灣在此波全球性產業佈局仍處於落後階段。今日台灣企業所面臨的,不單是個別企業找尋利基的考慮,更有來自國際下單大廠的壓力,國內幾家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的龍頭大廠,自去年以來便不斷遭遇IBM、Compaq等大廠要求將生產基地移往大陸,否則將轉單的壓力。

面對大陸的崛起,我們又何妨選擇出擊,台商在大陸外來投資中的成功經驗,顯示台灣確實具備極佳的優勢,鴻海利用大陸的條件壯大,成為台灣營業額與繳稅金額最高的企業,今年大手筆在台灣設置研發中心,正提供了台灣從低附加價值的製造階段,轉向設計研發乃至品牌通路發展的典範,除了鴻海,寶成、巨大、正新、中華車都是類似的案例。台商唯有善用大陸的生產條件,壯大規模,才有條件談所謂的創新與研發設計,否則對大多數規模有限的台灣企業而言,產業升級、提昇附加價值只怕淪為口號一句。

勞力密集產業,曾經是推升台灣經濟成長的主力,如今時轉勢易,倘若台灣執意死守於此,注定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長;一昧禁絕台商進行全球性產業佈局,只怕最終難逃強者與弱者同歸於盡的結局。如何讓台資企業繼續將營運總部留在台灣,擴大台灣的稅源,進而朝向全球運籌中心發展,才是政府應當思考的焦點。根據先進國家的經驗,經濟高度發展後,中下技術層次的就業問題,必須透過服務業來吸納,台灣服務業的產值僅佔GDP 68%,政府應在產業政策上加速服務業發展,才能有效解決失業問題。

台灣的大陸經驗與條件,也建構了作為運籌中心的跳板地位,日本商社對於投資大陸普存的看法是,與大陸人溝通備極艱辛,成本極高,營運管理也困難重重,這方面若能使台灣成為前進大陸的跳板,並讓日商運用台籍幹部作為管理溝通的橋樑,何嘗不是台灣的另一項商機。過去兩年來,政府對大陸投資採取了形式上開放,實質上緊縮的政策,而同期間在經濟部的登記金額,與中共官方公佈的金額,兩者間差距急速擴大,顯示緊縮政策只是導致台商進一步迴避政府的監督,並無擴大在台投資的效果。

部分人士將香港近年的景氣低迷,歸因於與中國大陸關係太過緊密,恐怕是一種想像多於分析的觀點。物流、旅遊、金融與地產,構築了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在前兩項香港所遭逢的是結構性的問題,作為完全的自由貿易港,蓬勃了香港的物流業,也帶動了來自全球的購物觀光人潮,九Ο年代以來的貿易自由化趨勢,使得香港在此的優勢地位大幅滑落。而近年香港房市與金融業不振,雖有深圳地區的磁吸效果,但九七前炒樓、炒股的狂潮,所營造的資產泡沫則是遠因。除此之外,香港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在於官僚體系以往只是英國殖民政府決策的執行者,嚴重缺乏政策擬定與因應能力,使得過去數年難以肆應環境的挑戰,作出有效的轉型突破,而這正足以作為台灣的借鏡。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選擇出擊未必保證能安打上壘,但是選擇抗拒卻可能淪為坐以待斃,沒人能保證前進大陸一定會贏,但是以此為由綁住所有企業,倘若因而導致台灣大輸的結局,這個歷史錯誤只怕是沒有人承擔得起。

(原載於92.01.24 聯合報 15版,本評論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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