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一年餘的訴訟之後，最高法院在六月十七日罔顧民主原則與司法正義，為當選無效之訴劃上句點。我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件司法審判，也不僅僅是司法正義的問題，而是我們對正義、是非、善惡的判斷，最後的依據何在。這是影響歷史、政治、文化、教育、人性無比長遠的判決，如今竟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深感失望。但我們更相信，未來的歷史會對三一九槍擊案、公投綁大選、莫須有的國安機制、選舉違法，以及這一次的司法審判，做出「最後的判決」。我們相信歷史必將還給我們最後的正義。

一、最高法院承認三一九槍擊案件疑點仍然很多，竟以結案時間為由，輕率結案。

最高法院在六月十七日當庭表示三一九槍擊案件仍有很多疑點，結案期限雖然為六個月，尚有疑點自可延長期間查明，而法院有職權調查的權力，卻以限於結案時間，必須結案為由，指稱上訴人無法證明三一九槍擊案確係陳水扁自導自演的情況下，只能判決駁回上訴。

因選舉訴訟法依法不得再審，日後如槍擊案件證明係自導自演，已永無救濟途徑。當人民控訴擁有所有國家資源的執政者濫權時，法院是人民唯一的依靠。但最高法院今日卻在三一九槍擊案件仍然疑點重重的情況下，以結案期限為由，輕率結案，關閉人民的救濟大門，顯然有愧其職責。

二、最高法院認為總統以「咨文」方式要求「公投與大選同時舉辦」，僅係建議性質，如有違法是中選會違法，非總統違法。 

陳水扁以總統的身分，明知「公投綁大選」違法，竟以「咨文」方式，要求中選會辦理。而中選會也未開任何委員會，即「遵照」辦理，如此一唱一和的演出，正足以證明執政者濫權，行政機關全力配合的「共犯」結構。如今，最高法院竟認為只有「中選會違法」，總統只是「說說」而已，不須負任何責任。相較於「水門案」尼克森只是不配合調查交出錄音帶，即被迫下台。司法對掌權者顯然寬待，日後執政者的濫權必將更為明目張膽。

三、最高法院認為地下電台操弄選舉確實不應該，卻為陳水扁開脫責任。

高院並未傳訊任何地下電台相關人員，且三一九槍擊發生當日，全省綠營的地下電台均同時同步以「連宋聯合中共打阿扁」，惡意誣蔑連宋，就其動員規模之大，口徑之一致，必為競選總部集體之行為，絕非單一個人之行為。最高法院在未經任何調查的情況下，就認為陳水扁不必為其競選團隊如此大規模的違法行為負責，實在無法讓人信服。

四、死人也可投票、冒領選票者、在監服刑者，竟然也可以投票？

最高法院同意關於死人投票、簽章與姓名不符冒領選票者、在監服刑者亦投票者等所謂「潛在無效票」，也可在當選無效之訴中審理，並自行認定這些票數僅有九四五四票。可笑的是，承辦本案的高院當初根本否定當選無效之訴可審理「潛在無效票」，因此從未進行調查這個部分，最高法院 又是如何得出「潛在無效票」有九四五四票？因而認此數量不到雙方的票數差距二五五六三票。

五、民主國家之構成建立在分權之機制上。司法的目的除了定紛止爭之外最重要的在於制衡行政。司法不能枉顧正義而專為政治背書。最高法院對行政權的濫用一籌莫展，自喪司法制衡之天職： 

最高法院認為國安機制是國防部本於職權的作為，即使有逾越必要之限度而限制軍人無法投票，亦是國防部的行為，並非當選人的行為。其邏輯與「公投綁大選是中選會的行為，非總統之行為」如出一轍。現職總統是三軍統帥，國防部隸屬行政院，而行政院長又正是陳呂的競選總部主任委員。然而，最高法院刻意昧於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執意認為國防部的行為與陳呂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那麼，對於當權者的所有濫用國家資源行為，法院都必然沒有制衡的機會。所有國家機器為執政者個人服務的濫權行為，都將是「各機關本於職權之行為」，對當選的效力無影響。試問：這符合權力分立的精神嗎？如果是這樣，我們還需要法院嗎？

    法律可以有不一樣的詮釋方式，縱使今天最高法院所採的法律見解邏輯有多荒繆，只要法院是照著既定的遊戲規則來判決---即依照訴訟程序來審判，我們也能接受。但是事實上從去年法院受理「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兩個訴訟開始，我們的律師在行使職權時就受到法院許多不當的限制及權利剝奪。例如不准我們律師行使閱卷權---即不准閱選舉人名冊；只准許我們律師閱覽槍擊事件相關卷證，卻不准影印、抄錄或協同專業人士一同閱覽，形同考驗我們律師的記憶力，我們聲請調查的證據大多不准；反之，對方律師一聲請調查的證據，卻立刻調查。試問，如果一個律師連行使職權的基本閱卷權都被剝奪，那律師又如何盡舉證責任，申張正義、公理？訴訟程序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法院經由這個程序制度所產生的判決結果，是一個值得大家信賴的公平正義，如果法院的判決無視這個制度，法院判決最終的結論，都將不會取信於大眾。而這樣的結果，將使司法制度，就此崩解！